会馆里的故事

以前听到“会馆”这个词，我以为是古代的旅馆，还有些混同于现在的驻外办事处。直到今年四月去云南会泽，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会馆。说它是古代的旅馆，没有说错，但旅馆只是会馆非常小的一个功能；而至于“驻外办事处”，那是一点都不沾边的。古代的会馆，绝没有丝毫的官方色彩，它是纯粹的民间自治组织，但也是经济实体和社会机构，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社会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了解了会馆，我不由得惊叹，会馆的民主议事规则和科学管理模式，几乎颠覆了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以前我以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统治是封建专制的，人文思潮是保守落后的，社会结构是一盘散沙的——而在会馆里，我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开放、文明、进步的元素，也看到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向心力。

会泽为何多“会馆”？

　　顾名思义，“会”乃“聚会”之义，“馆”乃“宾客居留之所”。会馆，是中国古代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设立的集会、居住和进行社会管理的机构。
　　会泽只是中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小城，仅仅3.6平方公里的县城内，却有44座会馆，成为“中国会馆最多的县城”。清朝十八个省，就有十一个省在会泽设有会馆。为何全国各地的人都云集这么一个西南边陲小城？这与一段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南铜北运”的故事有关。
　　清代，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云南的铜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铸币，占全国铸币铜料总供应量的80%，而会泽的铜料供应，又占云南铜料的80%。当时的大清王朝，每十个铜钱中，有八个来自云南；八个铜钱里面，有六个来自会泽。可以说，云南会泽这一个边陲小城，以自己瘦弱的身躯，支撑起了整个大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在最繁盛的乾隆、嘉庆年间，云南会泽的铜锭，每年有六七百万斤要运送京城，先由马帮将铜锭从崇山峻岭中沿着“铜马古道”驮到四川泸州，天天踩踏，年复一年，青石板上的马蹄印深达寸许，甚至两寸。到泸州后，铜锭被装运上船，走长江水路到江苏仪征，再从仪征换船，走大运河，一直到达北京，最后停泊在北海。
　　二百多年的“南铜北运”，云南会泽是“万里京运第一站”，也自然成为商贾云集的经济特区，数量庞大的会馆就是当年经济繁华、人烟密集的体现，也见证了这个边陲小城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里是国家的一大经济重镇、金融枢纽和商业重心。铜运连着官员的官运，连着商人的财运，连着矿工的命运，也连着大清帝国的国运。会泽多会馆，也是因为铜运。

会馆的组织结构与议事规则

　　在会泽同乡会馆中，规模较大的有八大会馆，分别是：江西会馆、湖广会馆、贵州会馆、云南会馆、江南会馆、福建会馆、陕西会馆和四川会馆。一般的省级会馆，每年（或一年以上）公推诚实干练的一人或多人负责会馆的管理和日常工作，当选的负责人称为“首事”。从首事中再选出一位总负责人，称为“总理”。首事的选举是严格遵循民主原则的，并且并不以向会馆捐资多少为尺度。并非谁有钱，谁向会馆捐款多，谁就能当“首事”，看中的是德才和威望，一人一票，票多者得。
　　会馆的日常管理，也各不相同。江西会馆可称“总理负责制”，即总理不但总揽全局，还具体负责银钱的管理、账项的保存、契约的签订及保管、收取地租和组织办会等具体事项。而湖广会馆实行总理领导下的“住持负责制”，总理和首事只对会馆进行宏观领导，一切具体事务均由住持僧负责。
　　乾隆年间，湖广会馆聘请僧人如性为该庙住持。后来，如性的徒弟性常开始协助如性管理。但性常品行恶劣，有贪污行径，被如性逐出会馆。性常到四川混了几年，穷困潦倒，在如性圆寂后，托人向湖广会馆说情，表示愿意改过自新，返回会馆，担任住持。湖广会馆宽恕了他以前的过错，重新接纳了他，担任住持。没想到乾隆二十二年，性常旧病复发，窃取由单（类似今天的房产证）、遵照（类似今天的营业执照）、田契企图变卖，会馆负责人发现后，追究核查，查出他已盗卖租谷银七十余两。性常开始还伏地哀求，见哀求无效，又外出打点会泽的僧头，让僧头来找会馆谈判，说会馆仗势欺人，对性常不公，不断前来骚扰。会馆一忍再忍，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告到官府，经东川府知府决断后，将恶僧性常彻底驱逐出会馆。
　　1916年，也就是民国五年，曾文学接任江西会馆总理后，因嗜抽鸦片，导致家庭危困。他利用总理职权，挪用会馆本金八百余元，抵偿私债，两位首事和其他同仁均未发觉。直到会馆的日常运作维持不下去，众人才发觉此事，上告官府，曾文学和两个儿子逃到省城昆明，不久相继病死。之后，江西会馆选出新的总理和首事，修改了会馆的章程，大大缩小了总理的权力，扩大了首事的权力，革除了总理权力过大容易营私舞弊的弊端。众人在江西会馆中殿的“真君殿”墙体上刻碑记录此事，并将修改后的章程全文公布，碑刻上端有“永期遵守”四个大字，就是今天非常醒目的“永期遵守碑”。
　　从“永期遵守碑”和其他碑刻可以看出，会馆的议事规则和管理章程都经过多次民主商讨，不断修改完善，这些规则章程一经制定，就成为会馆的地方性法规，对会馆的全体成员都有很强的约束性。

会馆的经济来源与日常管理

　　在今天的会泽县图书馆，有一套《东川湖广会馆传书》，记载了乾隆三十四年的一次捐赠活动，在当时的会泽县城，从普通会员，到各大会馆，到铸币局，到各大铜厂，湖广会馆共募得白银15638两。按一两银子折合人民币400元计算（非常保守的折算），相当于募得人民币600万元。在一个边陲小县城里，众多会馆中的一个会馆，就能有如此强大的募款能力，可见会泽当时繁华富庶的程度，是令人艳羡的。
　　除了接受捐赠银，会馆还接受田地、房屋的捐赠，然后收取田租、房租。当时湖广会馆拥有会泽县数千亩良田，是会泽县的第一大地主。拥有的房屋，也达几百间。如此庞大的产业，只由会馆的总理、首事等几个人经营管理，受益要全部用于日常公益性的活动支出，留下来的账目是非常清晰的。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记载了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七年共十二年间的日常开支账目，总计开支银12392两、钱5270串，银钱折算，平均每年开支在1200至1300两银之间。开支项目有基础建设开支、祭祀活动开支、会议费、公务接待费、诉讼费、扶困救灾费等大体十五类，仔细研读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
　　公务接待费。如乾隆四十一年，前任粮道罗源浩光临湖广会馆，领导前来视察，会馆自然要大办酒席，演戏庆贺，给役夫马赏钱（交通费），并在罗源浩离开时，赠银二百两。
　　扶困救灾费。如乾隆三十八年，木匠王友章去世，遗体准备送回老家安葬，湖广会馆赠给其家属交通费三十两。乾隆四十五年，佃户魏正儒因家庭贫困求助，赠银五两。
　　在这十二年的开支账目中，没有发现总理、首事等会馆管理人员领取过薪酬开支，说明会馆的管理工作是公益性的，没有报酬。当地官员到会馆视察，仅限乾隆四十一年罗源浩这一次，而他是退休官员，要离开云南回老家，所以并不存在行贿问题。而在任的湖南、湖北两省的官员，到云南会泽后，是不来湖广会馆的，或者即使来了，也是以普通同乡身份，会馆也只以普通同乡的礼遇来接待。所以说，古代的会馆绝不是政府的驻外办事处，而是地地道道的民间自治组织，从账册上也看得很清楚。

会馆的政治活动与社会职能

　　会馆，是得到当地政府官员大力支持的。如康熙五十年，在会泽的江西籍人士准备建江西会馆，县知事祖承佑拨给“龙潭田一形二十九亩二分四厘及另一形六亩一分”，“永为香灯资”。由政府无偿划拨土地，会馆得以收取地租作为活动经费。
　　会泽的知县都是非云南省籍，每个知县到任后，从乡土观念上来说，都会自然而然地支持扶植自己省籍的同乡会馆的发展，往往同一时期，这个同乡会馆的发展会前进一大步。到了下一任知县，好的发展机会也随着知县的省籍有所转移。但从长期来看，各省会馆的发展机遇又是相对公平的。
　　会馆与当地政府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政府常常让会馆出面调解矛盾纠纷。如铜厂发生械斗，往往是两个省籍的矿主和矿工之间的对抗，这时，知县就会把两个省籍的会馆的负责人叫来，让他们出面去找本省的矿主和矿工，从中协调，最终达成妥协方案。
　　当时的许多商业矛盾和经济纠纷，当事人首先不找政府而找会馆解决。同行业之间找同业会馆不言自明，除了同业会馆，同乡会馆也起很大作用。比如，一个湖南人与一个福建人都开马店，因客源产生纠纷，他们就找到湖广会馆和福建会馆，在两个会馆的主持下，双方进行协商，不用政府官员劳心费神，民间自己解决了纠纷。
　　还有跨地域的经济纠纷，会馆也可以协调。比如，有个江西人张三在会泽做生意，坑害了一个陕西人李四后，跑到了云南昭通。李四向会泽的陕西会馆求助，会泽的陕西会馆与昭通的陕西会馆联系，昭通的陕西会馆再与昭通的江西会馆联系，最后找到了张三。在昭通江西会馆的压力下，张三只好与李四当面协商，补偿李四的损失。
　　这些民间的自我调解，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工作压力，政府的管理工作就轻松得多了。会泽的县级官员不到十人，县下面的乡镇，通常只有一名官员。政府的各项工作，如地方团练、防务、赈灾、慈善等，几乎都要倚重会馆，限于篇幅，就不一一细述了。
　　当然，会馆最基础的一项工作，是接济同乡。当一个江西人初到会泽，他必然先到江西会馆，在此投宿，寻求救济和帮助。如果贫穷，会馆会免费供他短期食宿。如果想做某行生意，会馆会帮他介绍生意伙伴。如果想学一门手艺，会馆会帮他拜师。如果拖儿带女，会馆自办的学校可以让他的孩子读书。如果受到伤害，会馆帮他主持公道。如果有了病痛，会馆有自办的医院，临江会馆又称“药王庙”，既是同乡会馆，也是医药业的同业会馆。如果意外客死他乡，会馆长年预备着棺木，可以解一时之急难。如果想扶棺回乡，会馆发给路费。对客居他乡的贫苦人家，会馆逢年过节都要探望救济，看戏也要把他们请到前台
　　古代的流动人口，不需政府管理，流动人口自己就通过会馆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救济。一个人一到会泽，同乡们对他的道德约束，通过会馆不断强化，故乡的文化风俗，也自然而然地带到了会泽，又与当地文化融合在一起。会泽的多重文化交融极为活跃，世界各国的宗教都云集于此，包括会馆、宗祠、寺庙、道观、教堂等古代建筑遗存，共有108处。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朝廷发出“勤王”号召，希望各地组织民团，到北京抵抗侵略者。东川府知府冯誉骢要求各会馆推荐年轻人到参将衙门进行训练，组织勤王军。江西会馆推荐杨云华参加。杨家是从江西南昌因躲避瘟疫迁到会泽的，祖上是木匠。到会泽后，他们家专心做马鞍，后来成为整个云南赫赫有名的“杨鞍匠”世家，生意最兴盛时，在昆明、曲靖、昭通等地开有分店，富甲一方。杨云华到衙门参加训练后，表现出众，得到冯知府的赏识。后来，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勤王民团解散，但杨云华因为有了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后来成为豫章会馆的首事，还当过江西会馆的荣誉总理。我到会泽时，幸遇七十高龄的杨云华的孙子杨德昌老师，给我讲了许多会泽的历史掌故，尤其是铜运古道上的马帮故事，我听得如醉如痴。
　　1922年，已经是民国十一年。这年四月，会泽县县长洪念江决心剿除铜运古道上以王府清、丁开开为首领的一股土匪势力，召集各会馆总理及知名士绅进行商议，最后制订出“明抚暗剿”计划，请王府清、丁开开等十余人到县城来招安。王府清一伙果然上当受骗，来到县城。农历十月廿八，洪县长在贵州会馆大摆宴席，请全滇驰名的滇剧武生盖世伶登台献艺，暗中埋伏了几十个杀手，认准各自要对付的匪徒。匪徒们作为嘉宾被安排在前台就座观戏，并每人身旁各有两名换成便服的团防兵丁“伺候”，给他们传烟递水，殷勤服务。
　　当天演出的剧目，有一出是《杀狗劝妻》。当演出进入高潮时，匪徒们酒酣人醉，聚精会神地看戏。台上的演员大喊着“杀、杀、杀”，匪徒们纷纷鼓掌叫好，这时，团防局大队长梅子玉一声枪响，伺候他们的团防便衣士兵纷纷抽出事先藏好的匕首，二对一大开杀戒。霎时间，血肉横飞，鬼哭狼嚎，17名匪徒除一人逃跑，其他都被诛杀。
　　当时头缠青布的人，称为“套头”，匪徒们缠得过多，称为“大套头”。贵州会馆俗称“黑神庙”，因为供奉的是名将南霁云，南霁云面色黧黑，故有此称。“黑神庙杀大套头”，一时传为佳话。据说，当天看戏的人群中有个染匠师傅，身穿“机器褂”，也缠着不小的套头。当团防士兵杀土匪时，他被一名士兵误认为土匪，过来要杀他，他急中生智，举起一双黑乎乎的大手，一下让士兵明白了他的染匠职业，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