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市病到底多严重

——城市病的度量及部分城市的城市病状况定量对比

    城市病的表现形式取决于城市化的阶段和模式，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城市化有不同的特点。由于城市的主要特征是“集聚”，我们只将与过度集聚（过度指的是城市的人流、物流的集聚程度与城市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能力不相称）直接相关的、发生在大城市中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共性问题，才作为“城市病”看待。根据这一判断标准，并综合考虑我国部分特大城市“城市病”的表现形式和社会反映的热点，可以认为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是现阶段我国较为突出的“城市病”。这种判断易于得到各种调查验证。例如，2010年9月27日，首都之窗公布了北京市“政风行风热线”用户调查情况，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用户比较关注的问题最集中的是公共交通，占了67.7%；其次为涉及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等住房问题的占56.1%；关于环境质量和环境卫生则为53.4%，显著高于其他类别。而部分在大城市中常见的难题，如上学难、看病难、就业困难、资源供给困难等问题，并非只出现于城市，其主因也并非城市化带来的集聚；此外，像安全风险增加、社会秩序恶化以及城市缺少文化特征等并非我国的城市病中引人注目的热点。但就这四类城市病而言，我国的城市病到底多严重？这个问题却无人给出理性的认识。本文尝试初步提出一种综合测度城市病的思路，并计算出我国特大城市和部分国际大城市城市病的状态值加以比较。
    度量城市病的方法
    城市病是一系列现象和问题的总和，各类问题之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在表象和特征反映上，却往往是显著不同的，相关反映指标也难以直接予以加总。正因为如此，目前多数有关城市病的研究中对城市病状态的反映都以描述特定类型的特定现象（指标）为主，例如，以人口密度反映人口拥挤状况、以通勤时间和平均车速等反映交通状况。对城市病的各个种类进行描述，能够清楚地反映本类城市病的状况，但对作为整体的城市病状态，却无法给出判断或进行比较。鉴于各类城市病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此，采用专家咨询和标准比对等方法，探索对城市病状态进行综合测度，并计算一个综合值，反映城市病的总体状况。
    第一，指标选取
    城市病是当前人口、交通、住房、环境等问题的反映，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趋势也将影响这些要素的变化情况，并进而对城市病产生影响。因此，在选择度量各类城市病的指标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各类城市病当前状态的指标，即现势指标；一类是将会影响到城市病变化和发展状态的指标，即趋势性指标。综合各类反映城市病状况的指标，分别给出代表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四类城市病的现势性指标7项和趋势性指标6项，各项指标以及其所表示的意义如表1。

    第二，各项指标的影响及权重
    根据以上各项指标的解释，就各指标值大小所表征的城市病状态看，对指标值越大，对应的城市病越严重的指标，称之为正向指标，用“+”表示，如建成区人口密度、居住用地人口密度、平均通勤时间等等；对指标值越大，对应的城市病越轻的指标，称之为负向指标，用“-”表示，如自有住房比重越高，表明住房困难程度要小。
    对于各项指标对城市病程度的影响大小，采取专家咨询法，分别确定各影响指标的权重值，其中，人口密度具有最大的权重。另外，考虑到现势性指标和趋势性指标的差别，现势性和趋势性的指标分别赋权。最后，再对两类指标各自加和后分别赋予0.8和0.2的权重。相关指标的影响方向及权重结果如表2 。

    第三，“标准城市”与指标值计算
    城市病源于居民的普遍感受，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对于各项指标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认定为城市病，也因不同人群（城市、国家）而有不同的判断，因此，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此，按照标准比对方法，即以运行较好的大城市的各项指标的平均情况为依据，确定一个“标准城市”，以此作为判断城市是否发生城市病的临界标准。由于各个国际城市的指标难以全面掌握，研究中仅选取部分代表性国际大都市的相关指标。
    确定“标准城市”的各项指标（表3），其他城市各项指标与运行良好的城市的各项指标进行对比，确定一个无量纲的值，对于负向指标，则取比值的对数进行计算，该值大于1，表明该项指标对应的城市病存在“病症”；小于1，表明该项指标表征的城市问题不存在“病症”。计算各项指标值后，再根据表2各指标权重值，计算各城市城市病的判断指标值，并与“标准城市”的值进行比较，值越大，表明城市病越严重。

部分城市城市病状况的测度
    根据以上思路和方法，初步计算我国北京、上海两城市和东京、纽约两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城市病值。但是，即使这些城市，也并非每项指标都能方便获得，因此，选取影响程度大、具备直观性的指标进行直接比较，并进而根据上述确定的城市病指标和权重，在可得的数据范围内，计算四个城市的城市病综合值。
    第一，国内外部分城市人口密度比较
    在各类城市病中，人口集聚情况是最直接、影响程度最大的指标，在此，首先选取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作为量度指标。由于我国城市人口统计中，不是纯粹市区人口，而是市行政区人口，因此，若计算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对我国城市，以行政区内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为依据计算城市人口密度。据此计算，我国几个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大致介于东京中心城区和纽约市之间，其中上海最高，达到1.27万人/平方公里（表4）。如果进一步以上海中心城区（传统意义上的老城区——完全为城市建成区的区，包括黄埔区、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闸北区、虹口区、杨浦区等9个区）作为对比口径，其总人口达到698.6万，总面积为289.4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2.42万人/平方公里；就北京中心城区看，如果仅考虑全部城市化地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其面积为92.4平方公里，人口为216.2万，人口密度高达2.34万人/平方公里，相比东京和纽约完全城市化地区1.45万/平方公里和1.05万/平方公里的密度高出许多。如果选择与上海和北京类似的、均为全部建成区范围内的市区的人口密度比较，我国大城市与巴黎相近，巴黎市总面积（非巴黎都市区）105.4平方公里（包含布洛涅森林和文森森林，两个保留地的面积为27.4平方公里，实际陆地面积为87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20.2万，人口密度为2.09万人/平方公里（表4）。总体来看，我国大城市中心城区范围内，人口密度甚至超过国际部分城市人口密度，这也是我国大城市城市病普遍较为严重的主要原因。

    第二，国内外城市通勤时间及交通状况比较
    交通拥堵是城市病中反映最为直观的类型，在此，选取各城市通勤时间作为反映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的表指标。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社区调查数据，美国人上班平均单程花在路上的时间为25.1分钟，其中纽约平均花费34.6分钟，而公交出行比重高达30%以上，也是全美最高的。根据对日本东京都市圈20-50岁男性的通勤时间的调查，其平均单程花费的时间达到60分钟，但该都市圈范围实际并非东京都的范围，而是面积超过70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500万的都市圈范围。就国内情况看，根据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等发布的一项报告，北京通勤时间平均为1.32小时，单程约为40分钟，上海单程通勤时间则约为36分钟。北京和上海通勤时间介于纽约和东京之间，考虑到东京都市圈的范围和人口规模，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的交通拥堵问题要较规模和人口更可比的纽约严重得多。
    第三，国内外城市城市病综合值
    在其他各项指标中，由于趋势性指标难以获得较为全面的数据，因此，实际计算中只考虑现势性指标，结合表2给出的各项指标的权重值，最后计算得到东京、纽约、上海、北京的城市病综合判断指标值分别为1.1、1.03、1.31、1.27。这表明在四个城市中，上海的城市病最为严重，北京次之，而纽约的城市运行状况相对而言最好，比较接近“标准城市”。
    结论和讨论
    就多数公众的感受和我国多数媒体的评价而言，我国的一线城市城市病很严重，而且“具有国际领先水平”。而且，我国大城市的城市病有趋于严重的态势，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首次明文提出：“……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预防和治理城市病”。但无论预防还是治理，准确了解并动态监测“病情”是基础。本文就总体比较城市病的严重程度尝试给出了一个方法，并以此方法计算了北京、上海、东京和纽约的城市病状况综合值，计算结果大致“与群众的感觉相一致”。但这种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在多大的范围内适用，还需要各方来完善。（王大伟　王宇成　苏杨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