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本和戴国芳的故事

第一部分：铁本和戴国芳的故事
　　企业史上有那么一些企业家，他们懵懵懂懂地成了一个时期的标杆人物，而自己却始终没有搞清楚前因后果。如今还在狱中的戴国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2004年2月，他还雄心万丈地在长江边建造他的钢铁基地，一个月后，就突然成了全国宏观调控的第一号惩治对象。
　　这是一个从蒿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他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个叫渎南村的小村庄里，12岁那年，因家里实在太穷，只好辍学去谋生活，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在稍稍积攒了一点钱后，他就去买了一台压块的机器，将收来的碎铁压成铁块，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到2000年前后，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18公顷，拥有1000多名工人，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身家为2.2亿元。
　　2001年之后，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几乎到了“一天一价”的地步。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按戴国芳的估算，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5到6年，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
　　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常州与苏州、无锡并称“苏锡常”，但大型企业却是一条短腿，谁都知道，钢铁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的梦想。在常州的很多官员看来，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托的人。他面庞削瘦，寡言，平生没有任何爱好，只是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人员厮混切磋。他是当地出了名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甚至不住高级宾馆，平日生活十分俭朴，家中所有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种菜为农。他的一家，住在钢铁厂里一栋很是简陋的小房子里，房屋的一面墙被大卡车撞了一个口子，他也没有在意。他常年开的车子是一辆抵债来的桑塔纳2000，即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亿万富翁，也不改节俭本色。
　　在一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的宏大。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一倍多一点的新厂，然而，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在短短的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最后被定在840万吨，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
　　在那个时候，铁本的固定资产为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讯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它一下子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看见红灯绕开行”，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在日后流传为美谈，也有不少在这过程中黯然落马，成为违法的典范。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跟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民企炼铁成本比国企要低60-90元/吨，炼钢成本低60-150元/吨，成品低100-300元/吨。因而，戴国芳说，“就像家里造房子一样，你去买一套现成的房子，它贵得很，我们自己去买材料做，它就能便宜50%吧。我们搞一个高炉只要3个多亿元，而人家要7个亿，乃至8个亿”。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
　　2003年底，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处在事件漩涡中的戴国芳一直不清楚，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据他的预算，到5月底，钢厂的第一个高炉就可建成，马上可以投入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他对手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他和他的谋士们“天真”地认为，铁本的问题也许花钱能够摆平。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内称，“我公司有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的责任”。戴国芳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当地的国税局。出乎他预料的是，正是这份自查报告在两年后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3月20日，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这是自1991年的柳市事件后，中央九大部委第二次针对一个地方项目进行空前的联手行动。戴国芳被捕，新华社发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包括越权审批、违规征地、骗取贷款、违反贷款审批及大量偷税漏税。雷霆万钧之下，铁本终不得苟延。它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宏观调控运动的牺牲者。在它被严令停工的时候，银行贷款资金的投入已经达到26亿元。
　　最开始的时候，外界认为，铁本项目这么轻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肯定又是一个官商结合的典范，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一直没有迹象显示这其中存在腐败现象。除了钢铁，草根十足的戴国芳好像人情不通、政治不懂。
　　2006年3月下旬，在被羁押两年之后，铁本案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检察院的公诉书却让在场的所有媒体都大吃一惊。戴国芳等人被控的罪名为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涉案金额1.6亿元。两年前铁齿铜牙般地认定铁本的“五宗罪”竟无一被指控。
　　很显然，戴国芳陷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法律陷阱。他所面对的指控与两年前拘押他的理由完全不同，但却同样可能让他无法自清。
　　在铁本被严处之后的几个月里，全国的钢铁产量似乎得到了短暂的控制，可是从6月份起就逐月加速回升，7月份开始日产水平连创历史纪录，至10月份更是突破日产80万吨，达到80.44万吨。前10个月，全国累计生产钢材2.72亿吨，比去年同期增产24.12%。
　　2005年，产量继续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前行，全国生产钢材3.71亿吨，同比增长又达到24.1%。更有意味的是，在2004年，全国只有两家钢铁厂的钢材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到2005年则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其中除了沙钢，均为国有大型企业。从数据的意义上看，铁本的“杀鸡儆猴效应”并没有真正达到。
　　“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传记作者W·克拉斯如是说。
　　铁本和戴国芳的故事也是一样。
　　摘自《大败局》
　　第二部分：戴国芳：“调控”下的命运
　　回望戴国芳的新世纪10年，他经历了前5年民企发展的好时光，随后在与国家宏观政策的疯狂对弈中惨败，失去了5年的人身自由和几乎全部的事业。对中国企业家而言，“政治是什么”始终是个问题，鲜有进退自如者。
　　铁本终于被卖了。它在估值价打了两个八折之后，最终被常州本地一家并不知名的企业以7.108亿元的价格拍走。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惟一的竞拍人江苏金松特钢有限公司一次举牌后即行结束。
　　随后，关于铁本的种种，尘埃落定。
　　此前，铁本是戴国芳的。在2004年那场宏观调控中，耗资上百亿元、产能达840万吨的“铁本项目”，被紧急叫停。
　　如今，他住在位于常州市武进区东安渎南村的乡下老家。虽然已经从看守所出来，但戴国芳更多的依然是躲在自家高达3米多的院墙内，拒绝见媒体。
　　戴家大院旁的废弃轧辊厂，是铁本的发源地，厂内，杂草丛生，雄鹰雕塑锈迹斑斑，两条狗跑过来，隔门狂吠。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戴的岳母说，女婿准备在此重启事业。“他才46岁，至少还做10年。”
　　但戴国芳的舅舅蒋锡生不以为然，“那个厂太小，他是干大事的人，他对小事不感兴趣。”蒋对本报记者说。况且，当下，全球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银行也一定不会贷款给他。”
　　回望戴国芳的新世纪10年，他经历了前5年民企发展的好时光，随后在与国家宏观政策的冒险对弈中惨败，失去了5年的人身自由和几乎全部的事业。
　　狂热铁本
　　2001年的时候，钢铁几乎到了“一天一个价”的地步。当时戴国芳估计，这股热潮至少可以持续五到六年。
　　戴国芳向来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他把雄鹰当作自己的图腾。这个12岁辍学的贫苦子弟靠四处捡拾破铜烂铁积累原始资本，并于1996年回乡办铁本厂。
　　铁本起点极低，最初，它和中国成千上万小作坊无异——小电炉加废铁屑“土法炼钢”，这让戴最终升级为亿万富翁。2003年，戴首登“中国400富人榜”，榜单上，以钢铁为主业的私企老板，已有十人。
　　财经作家吴晓波注意到，2001年前后，很多行业形成“国退民进”趋势，完成原始积累的民企老板，纷纷进入被国企垄断的上游重工产业。
　　北京的经济学家们开始为两个问题争吵：一是，中国产业结构是否应向重型化调整;二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上游行业是否允许民企进入。
　　小学没毕业的戴国芳不会想这么多，在升级同时，2002年始，他开始扩张。不过在当时的钢铁业老板中，戴国芳很不起眼，戴力所能及的目标开始只是260万吨。
　　然而在几个月内，铁本项目突然膨胀至840万吨，加上老厂的130万吨，总产能近千万吨。当时，国内仅宝钢和唐钢两家产能超千万吨。
　　“铁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赶上浦项(韩国浦项钢铁公司)。”2003年，戴国芳公开表态。两者规模当时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当时戴有12亿固定资产，却要撬动耗资106亿的钢铁项目。
　　直到“铁本”案发，外界才发现，戴国芳找到了比资本更强大的靠山——政府。当地政府试图依靠“大投入、大产出”的重工业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冒险对弈
　　铁本不再是戴国芳一个人的梦想，也让他与常州市日后的命运紧密相连。
　　政府和商人的合作效果明显：在短短的几周内，戴国芳获得近44亿元的银行授信;他更不必为手续烦恼，有地方政府操心。
　　戴国芳似乎只需要往前冲，当时是否意识到已闯入红线，也只有其自知。“他的胆子大，有好处，也有坏处。”戴国芳的舅舅蒋锡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戴没听从劝阻，“有政府的支持，这样的机遇上哪找。”戴后来在看守所中说：“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我都是在听政府的话，这有什么错呢?”
　　当国家层面尚未批准时，推土机和施工队已经进入大片农田。实际上，与铁本一样，大量“闯关”的项目，蕴含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如此巨大的项目如实报批，结果可想而知。
　　形势已经变化：戴国芳们的冲动，令决策层担忧，并形成“投资过热”的共识，然而地方热度丝毫未减，2004年第一季度，钢铁业投资增幅更高达107%，地方对中央政令显然熟视无睹。
　　铁本飞快的脚步，意外被征地农民的群体性事件绊倒。2004年2月，新华社一则内参直抵高层。而5天前，国务院部署对投资过热的清理检查，钢铁排名第一。
　　最终，有人被开刀了。空前规模的九大部委开进铁本，目光却不仅停留在征地问题上——越权审批、违规征地、骗取贷款、违反贷款审批和偷税漏税在内的五大问题，均被认为是对抗中央宏观调控的表现。
　　此前默默无闻的戴国芳，在媒体的镁光灯下曝光：面庞瘦削，头发蓬乱。有中央媒体记者质疑他作为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企业家，能否管好上百亿元的企业。此前，戴国芳信心满满，听说律师钱列阳曾为刘晓庆辩护，他说：“你告诉刘晓庆，挣钱方面我不输给她的。”
　　但懂得算账似乎不够，日后在总结戴国芳失败原因时，“不懂政治”被反复使用。吴晓波说，对中国企业家而言，“政治是什么”始终是个问题，鲜有进退自如者。而就在铁本案案发不久，戴国芳试图超越的行业老大宝钢，宣布到2010年扩大1000万吨产能。
　　“孩子有错，父母也有错”
　　“进去”之后，戴国芳曾表示只要能保住铁本项目，自己什么也不要，亲属带出的明信片或条子上，所书之事，均与工作有关。
　　坊间关于铁本归属和资产流失等传闻，亦让戴牵挂。“他都是听人家讲，但这儿不是我说了算，他不太理解我。”蒋锡生对本报记者说，他的身份是铁本的党委书记，“我是党员，要服从党和政府。”
　　而事发之后的四年半，戴国芳一直被拘，直到去年11月被取保候审。今年4月，法院终于判决，认定戴有“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至于对抗宏调的“五宗罪”，并未再提。
　　惟一被认定的罪名的依据，来自戴国芳提供的自查报告，他坦承虚开2亿元发票，并在第二天就主动将2000万元款项上缴地方税务部门。而涉及百亿的铁本项目，未查出贪腐问题。
　　事实上，假使“五宗罪”成立，地方政府也多有关系。戴后来在看守所中说，“孩子有错，父母也有错。”而在宏观调控一年后，中国钢铁产能再次扩张，钢企们纷纷获取暴利。这似乎应验了戴当初的判断。
　　其实当地政府也未肯放弃，并试图对铁本先整顿后重组。但即使最成功的南钢方案，在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准后，到了国务院层面终功亏一篑。各种方案无论怎样规模压缩，方向都是：上钢铁项目。直到今年8月，官方终于证实，铁本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重组被否。
　　关于戴国芳的事实和误传
　　但戴国芳个人不会破产。“政府会给他一个交代，因为这不完全是他个人的问题。”蒋锡生说。政府多次找戴国芳商量，要“妥善”处理遗留问题。
　　在关于戴国芳的后续报道中，媒体从最初的曝光，开始倒向惋惜和同情。媒体的发现包括：造福地方惠及乡民，万人曾拟联名请愿;身为亿万富翁，没有娱乐应酬，生活俭朴甚至困顿。戴国芳甚至还被人与出自武进的清末实业家盛宣怀相提并论。盛宣怀曾组建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是交通大学前身的南洋公学、中国红十字会的开创者。
　　这里有事实，亦有出入。比如，戴的儿子并未辍学，正在市区一所外语类中学念高中，将来有出国打算，大女儿已远赴澳洲留学，二女儿在南京读大学。铁本厂每年提供戴家30万元费用。
　　南方周末记者两度到渎南村戴家大院，第二次开门的一中年男子，记者疑为戴本人，但邻居坚称不可能。“他很少亲自来开门的，出入都是坐车的。”
　　见过他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描述：他显得修饰过度，尽管刚从家里出来，却工整地扎着条红色领带，穿一件白色短袖T恤，头发一丝不乱。另一位记者说，戴皮肤白皙，精神良好，请记者抽中华烟。
　　戴的亲属亦坚称，戴国芳根本没有所谓抑郁症。
　　摘自《大败局》
　　第三部分：戴国芳“复出”后的“铁本”困局
　　核心提示：从一个只念到初二的小瓦工到登上中国的富人榜，从收废铁的苏南农民到扛起钢铁大旗的乡镇企业家，戴国芳经历了充满艰辛与汗水的“质变”过程。然而，随着4年前的“铁本案”事发，这个志向远大的钢铁强人，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
　　他的成功是市场经济使然，而他的失败，似乎还要在市场之外找原因。诚然，即便今天的他，也不能完全深刻理解宏观调控的具体含义，但“铁本案”的存在，却无疑在中国众多企业的发展上，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
　　戴国芳的再次出现，使原本扑朔迷离的“铁本案”更加耐人寻味。在他的老家，人们一说起这个曾经让不起眼的江南小镇声名鹊起的人物，总是毫不吝惜地给予种种夸赞和期许。言语之间，仿佛戴的“复出”，必能在洗刷自身“不白之冤”的同时，给“铁本案”带来转机。
　　但是，从戴国芳走出看守所至今，无论常州市新北区荒草丛生的临江工地，还是东安老厂——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铁本公司)，都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与戴国芳发生过联系。他的东安老厂的保安说，他们不清楚戴国芳这个人，也没听说他要来厂里。
　　当年镇里10人中有3人厂里当工人
　　东安原是常州市武进区的一个镇，因东汉蔡邕有“生于杞县一生忧，归葬东方始得安”而得名。1996年，当戴国芳把铁本公司扎在老家东安后，原本较为贫穷的东安几年间实力大增，不仅当地农民进厂做工增加了收入，地方财政也跟着受益不少。尤其是戴国芳带动了当地钢铁的投资热，使得东安在很短时间内在苏南一带声名远扬。
　　铁本公司出事后，东安也受到很大影响，大批工人回家。紧接着，东安镇也并到毗邻的湟里，成了湟里的一个社区。当地人说，要是戴国芳不出事，湟里应该并过来才对，富裕的东安怎么说也不会并过去的。
　　从此或可想见，戴国芳以及他的钢铁企业当年的强势。在铁本公司发展的黄金时期，东安镇里每10人中就有3人在厂里当工人，而在2002年和2003年，厂里每个工人的月薪就能拿到1700元到1800元。在镇上开“一面缘”饭馆的老板余玉刚曾是厂里的司机，公司出事后，一直生活平稳的他不得不下岗去开车，后来出了车祸，没办法才开了家饭馆。
　　“戴国芳顶可以的，这次要是能把铁本公司收回来，说不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余玉刚的吴语中特意把“顶”咬得很重。
　　2004年，是戴国芳的一个转折点。这年的4月19日，他从一个事业蒸蒸日上的企业家，变成了被告人。
　　这一天，他以涉嫌虚开巨额增值税发票被警方带走，从此一直羁押到2008年11月。4年间，他在常州新北区魏村镇的临江工地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而他的东安老厂，也被鑫瑞公司租赁经营至今。
　　东安老厂的司机周正梅说，戴国芳出事后，原本镇上每一个人都是要去保的，后来看实在保不下，才算了。
　　戴国芳被带走时，包括他的妻子黄荷琴、岳父黄福林以及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张锡清在内的数名财务人员也被警方带走。4个月后，黄荷琴因患重病被放回，而戴国芳一直被羁押。
　　市上领导劝他到江边发展
　　回溯“铁本案”，如今普遍认为是国家治理经济过热使然，但客观的诱因，则是一篇新华社报道。该报道把铁本公司在临江项目征地中的违规情况“捅了出去”，以至于让铁本公司无形之中成为了在中央控制“过热”情形下顶风作案的典型，被杀一儆百。
　　但就戴国芳事发的诱因，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在2003年临江项目开始征地建设后，不断有村民与公司发生冲突，后来一名村民在冲突中死亡，从而引起关注。但这一说法并不被东安人认可，“哪次征地没有村民闹事的!本来很正常，只因为死了人，后来才一下子麻烦了。”
　　据说，当时戴国芳曾去死者村里花钱“摆平”，但最后还是没“摆平”。在东安一些人看来，或许戴国芳原本就不该去江边发展，跑到江边搞一个靠自己力量根本扛不下来的大项目，很有败象。
　　不过，作为“有眼光”的人，戴国芳很早就有扩大发展的想法。那时铁本公司年生产能力已达150万吨，虽说在当地算大户，但发展的空间并不够大。2002年下半年，得知常州将新北区临江沿岸开辟近3万亩土地做产业基地，戴国芳便有了异地发展的念头。据知情人讲，移到新北，既有水路可以运输，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原材料成本;同时，新北地大，公司的发展空间也就大了。
　　正好，也有市上领导劝戴国芳到江边发展。于是，在政府部门的协助下，戴国芳拿到了常州5988.4亩土地，与扬中的地合在一起，约9000亩。根据项目计划，戴要投资106亿元，建设年产800万吨的钢铁项目。这对当时净资产不足7亿元的铁本公司来说，显然是“以小博大”，风险很大。
　　搞项目要有钱才行，上百亿的投资，显然靠一个铁本搞不下来。然而，在政府部门介入下，资金问题还是顺利得到解决。有人估算，以戴当时的建设速度，如果不是东窗事发，或者中央调查组晚来几个月，恐怕“铁本案”会以另外的形式收场。而那时，戴为了加速工地建设，不光把当年铁本的5亿元收入及时投入临江项目，自己也是每天工作达十七八个小时以上。
　　但最后还是出事了。
　　发现不对头后，戴国芳曾试图进行最后挽救，并将几年来近2000万元的抵扣税额补缴，但依然“进去”了。
　　“他能啃得苦，想的全都是做事”
　　即便是“栽”了，在家乡人看来，戴国芳仍不失为一个好人，一条好汉。“他这个人，能啃得苦，想的全都是做事，做大事。”戴国芳的堂妹戴国盈说，她总觉得堂哥有点冤。在她看来，戴国芳做企业跟其他有些乡镇企业老板是不同的。
　　戴国芳家住在距东安镇3里远的渎南村，是一个典型的苏南农村。戴小时家境贫寒，中学只念到初二，也就是12岁左右，他辍学回家，开始去建筑工地做瓦工。
　　戴国芳少时的工友郑国炳说，那时，戴主要在市里厂房工地上做瓦工，他是木工。
　　“戴国芳人很倔，不太爱讲话，干活很认真，人是一个好人，很厚道。”
　　尽管厚道无法用旧事来加以佐证，但在东安镇，只要提起戴国芳，没有人不说好。常言道：“人的名，树的影”，戴国芳能如此得民心，足以见其平日为人处事。
　　在做了几年瓦工后，戴国芳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收废钢铁。
　　那时，他买了一台拖拉机，每天风雨无阻，四处收废钢铁，再转手卖给废品站。这样搞了一阵子，看到钢铁生意可以，便在自家门前的一块空地上，建起了轧辊厂。
　　如今，轧辊厂的厂房还在，不过已经废弃了。距厂门口不远处有一座雕塑鹰，还展翅欲飞。厂里荒草丛生，两条狗见有人来，便一阵狂吠。
　　戴国盈说，这个轧辊厂是戴国芳发家的本钱。在投资铁本之前，仅靠几年经营，戴国芳已经富甲一方，有8000多万的身家了。“你想想，戴国芳如果不是为做事，钱攥在手里，一辈子也花不完，何苦还要出去搞?”
　　戴家的房子占地很大，但均是平房。村里人说，人家有钱的老板，不是在城里买了房就是吃喝嫖赌，戴把挣的钱全投在铁本公司，在城里也没房产，只知道干活，实在有点亏。
　　戴国盈说，戴国芳能“啃得苦”是出了名的。他去外面，从来都是找便宜的旅店住，从不住大宾馆，吃饭也是吃盒饭。前些年去香港，也不去逛大街、吃大餐，他的全部精力都在铁本上。
　　铁本最初的发展靠的是生产低层次的产品，后来，经过承包苏、宁、常等地的钢铁国企进行经营，实力大增。
　　对于只有初中学历的戴国芳来说，知识是局限，但不是能力的局限，他对市场很用心，当他发现粗钢生产成本小、市场稳定时，就购高炉进铁矿石炼钢。当时铁矿不过400元一吨，生产一吨粗钢的价格约1100元，而粗钢作为钢铁生产的原材料，价格却在1600元一吨，这样，即便不生产精钢，粗钢每吨也能净赚500多元。
　　当时，国内能瞄准这一点的人很少，戴国芳把准了市场的“脉”，从而发展很快。2003年，铁本公司销售额近18亿元，生产钢材80万吨，上缴利税3741万元。如果不是2004年仓促“落马”，戴国芳借临江项目做大做强，也未必不可能。“他这个人没什么喜好，就是爱抽烟，烟一般，吃饭就是简简单单的白米饭。”
　　戴国盈说，戴的办公室没有秘书，来了客人端茶倒水都是他自己，也不喝酒，有客人也是在厂食堂吃，可以说，戴国芳“活着就是干工作，工作就是做大事，图发展”。
　　政府机遇成了一块暗礁
　　有些发展方向是看得清的，有些则看不清。戴国芳看得清市场，但对形势估量不足。或许，回顾当时的“铁本案”，戴国芳只想“赌一把”。但无疑，他赌得“一败涂地”。
　　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看，铁本投入临江项目的资金总额约28亿元，可以说，当年为了临江项目，戴国芳已出了“血本”。
　　如今的新北临江工地上，荒草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数十辆拉土车、挖掘机，乱七八糟地凑在铁本临江指挥部的小楼附近，其斑驳锈蚀之状，已令人惨不忍睹。而那些水泥建筑，则以尚未完成的各种造型扎在松软的泥土上，其悲凉的姿态，恍然使这片巨大的工地成为某位艺术家装置艺术的现场。由于当初征地的绝大多数土地都已被水泥覆盖，地是无法复耕了。“可惜啊，6000多亩耕地，这么多设备……”魏村镇新华村的一位村民叹息。
　　在戴国芳被羁押后，法院只开过一次庭，随后戴国芳再也没有等来宣判。“铁本案”发生后不久，各路债权人纷至，经当地政府紧急协调，最后才以让铁本继续“租赁经营”、有利共赢的策略，使铁本摆脱了瞬间破产的命运。
　　虽说铁本暂时没有破产，可面对如今20多亿元的银行债务，前途依然未卜。
　　据知情人透露，戴国芳“进去”后，厂里原来拿事的亲戚都作了调整。每年，厂里给戴家30万元作生活费，其父母、妻子以及3个子女也都没有受到此事的太大影响。
　　对于堪称“滑铁卢”的临江项目，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仅靠他戴国芳一个人、一个铁本公司能拿得下来的。最初，市上领导劝他到江边发展，戴国芳是考虑到了有政府的支持，发展会更快，但他全然不会想到，在全身心投入这个自身实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宏大投资项目的时候，在这块大蛋糕的背后，竟会藏着一个惨痛的失败。他所依靠的政府机遇，实际上成了他在生意场上错误估量形势而触到的一块暗礁。
　　戴国芳自步出看守所以来，他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过任何关于“铁本案”的言论，不仅如此，他如同消失一般，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我一直没见过他，但听说他在家。”当年戴国芳的工友张步强说，戴国芳本来就不是个张扬的人，且不太爱讲话，这次回来，见不着也很正常。
　　在渎南村，村民说戴国芳的确在家，但几乎没出来露过面。敲开紧闭的大门，一位老人得知是媒体记者，就赶紧又关上门，在门后面说，上面交代过了，我们不便说什么……
　　或许，戴国芳的回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解开“铁本案”的谜局，还需时日。当年铁本案的起诉，是以戴国芳虚开增值税发票为罪名的，可实际上，这样一个案子不管以何种理由，都早过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而这种遥遥无期的拖，既在精神上折磨着当事人，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
　　“铁本案”是怎样的一个“样本”
　　“‘铁本案’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不是他 (戴国芳)的代理律师，孙××也不是。”前两天出现在某财经报刊的常州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陆柏松说，他从没接过铁本的案子，对前面出现的报道，他已要求媒体进行致歉更正。
　　这样的回答让人有些出乎意料。在法院至今没有宣判、官方没有更多新闻发布的情况下，似乎除戴国芳本人之外，再也找不到能够近距离阐释“铁本案”的人。
　　在今天回顾“铁本案”，有无过错的戴国芳都似乎承担了远超法律之外的种种负累。他的“落马”，除说明他求发展过程中的管理水平确有问题外，也给很多企业家明证了错估形势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不过，不管“铁本案”被人们怎么看，或者将会有怎样的一个解决办法，眼下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新北区那占地数千亩的工地，以及工地上的设备。虽说对于这些，在没有上面“明确的意思”的情况下，谁都不能有所动作，但对于像挖掘机、搅拌车这些没有损失的资产，为什么不能把单纯的“看管”变成“利用或增值”呢?据说，仅仅工地上的各种损耗加下来，每月就要在1000万元以上。如果工地尚无法重新建设，但那些设备和机械总是可用的吧，倘能盖一个棚子，让它们不至于受风雨侵蚀，或者将这些车辆放置在某租赁企业继续经营，回头再填补进资产，不是很有意义么?或许，只有戴国芳会有这样想法了。
　　应该说，透过“铁本案”，造成戴国芳“落马”的深层原因，应该是其投资行为与国家宏观调控所造成的对撞。可这种对撞的后果，是不是一个参与市场经济、承担有限责任的法人代表应当承担的?无论银行还是企业，“趋利性”是“天性”，让他们来判断自己的投资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宏观调控，并承担由此引发的对撞责任，是否有欠公允呢?
　　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是服务企业，而不是为某种GDP的政绩着想。当基层政府弱化这种功能的时候，一旦有强力的行政手段来干预，受损的是企业，而政府不过是撤几个官了事。政府的行政行为损失不大，而企业可能就彻底“over”——比如铁本，比如戴国芳。
　　常州有挽救汉阳铁厂于濒危的近代工业之父盛宣怀 (武进龙溪人)，也有在长江边“落马”的戴国芳。百年来,虽然时运不同，但均可称得上是一时的工业精英了。在“铁本案”案发4年之后，尽管戴国芳的“走出”，还需继续背负精神的重压，但作为一个被羁押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却始终没被宣判的人而言，能出来透透气，也极为难得了。
　　毕竟，轰动一时的“铁本案”尚未尘埃落定，铁本公司的烟囱还在冒着浓烟，只要有机会，对戴国芳而言，一切还“皆有可能”。
　　摘自《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