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30年：那些人，那些事

　　深圳特区30年，感念那些人。当国门打开，一位饱览中国革命与建设波峰浪谷的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掀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当纷争四起，改革闯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当建设特区的号角吹响，孔雀东南飞，百万劳务工下深圳，三天盖一层楼。

　　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勤劳坚韧的普通女工为经济复苏日夜奋战，登上《时代》封面。感念每一个特区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浇灌深南大道边的凤凰树，催发风起南方的绚丽之花。

　　○摘自《南方日报》

　　叶明华 文

　　习仲勋

　　争到“尚方宝剑”办特区

　　从1978年到1980年，习仲勋虽然主政广东不到3年，但带领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工作。特别是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为广东争取到“先走一步”的“尚方宝剑”，至今为广东人民深深感念。　　

　　1978年4月，两鬓花白身材高大的习仲勋踏进了广州珠江边的广东省委大院。此时，这位被毛泽东称为“炉火纯青”的开国元勋已65岁了，刚刚结束了16年的文革牢狱劫难，就被委以重任飞赴广东。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一愣:“你们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当场说了一句很“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坦荡直言，震动全场。　　

　　他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找习仲勋谈话，他强调说:“办特区，就看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空的精神。”习仲勋当场就对负责筹建特区的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年后他上调中央，但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　

　　鲜为人知的是，习仲勋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年2月病重才回北京治疗，当年5月24日，在京辞世。　　

　　吴南生

　　办特区“要杀头就杀我”

　　这位89岁的改革闯将，不仅是广东省委原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更是特区30年风雨历程的最好见证者。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并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谈经济特区，绕不开吴南生。　　

　　从1979年起，吴南生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回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

　　是他，最早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并以“要杀头就杀我”的豪言，主动向省委请缨办特区。是他，牵头研制《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他，找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拿到3000万元国家贷款移山填罗湖，开启特区建设的激情岁月。是他，大胆突破计划经济一潭死水，闯出一条“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路。　　

　　最脍炙人口的是，吴南生的一出“回乡记”，促成了特区的胎动。　　

　　1979年初，吴南生回到家乡汕头。这座曾经繁华的海港城市一片苍凉，令他心如刀割。有海外友人献计:“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类的东西?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大年初六晚，感冒发烧中的吴南生异常亢奋，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及省委发去一封1300多字电报。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请缨:“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1980年8月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出炉。经济特区的成立，在当年是石破天惊。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区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特区成了走私者的天堂”、“特区是现代租界”等各种言论甚嚣尘上。　　

　　面对各种非议，吴南生和同事们“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看不明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提笔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小平还特别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直到这时，吴南生等特区缔造者，才真正松了口气。　　

　　追忆往昔，老人豪情依旧。他说，特区从诞生到发展，用北宋改革名相王安石的诗句形容最入木三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任仲夷

　　“杀气腾腾”变“热气腾腾”

　　1980年初冬，任仲夷调入广东，主政南粤，不久就得了一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放”原则，还制定了“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一顶鸭舌帽，一副清癯的容貌，一句句幽默精辟的论断……任仲夷离世5年了，但广东人依然缅怀这位“老书记”　　

　　1980年初冬，因为“张志新案件”平反而震动全国的任仲夷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入广东，主政南粤。赴任前，邓小平对任仲夷面授机宜:“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任仲夷到广东不久，很快就被人封了个绰号——“任你胡来”。除了提出著名的“三放”原则，即对外更加开放，对下更加放权，对内政策更加放宽，任仲夷还有很多名言，比如“排污不排外”、“善于变通不许变相”等等。　　

　　他对特区倾注了大量心血，知人善任。履新不久，他就亲自劝说62岁的梁湘去深圳特区拓荒。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则说，他最感激任仲夷的是，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而留在蛇口搞建设。一“劝”一“留”，彰显慧眼。　　

　　后来，任仲夷还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一个“给蛇口放生”的“31号文件”，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企业。　

　　1982年是最艰难的一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针对广东一些沿海地区干部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现象，要求严厉打击。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气氛相当紧张。有人甚至说:“任仲夷还算共产党员吗？”会后没几天，任仲夷被要求再次赴京说明情况，这就是著名的“二进宫”事件。多年后，任仲夷说，如果不是小平支持，他差点就过不了关。

　　从北京返回后，在省委会议上，任仲夷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他主动承担责任，，并提出了“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以及“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亲历这一严峻时期的广东干部至今对任公感念至深。　　

　　1985年秋天，71岁的任仲夷正式退休，他戏称自己“安全着陆”了，并决定后半生就做个广州人。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溘然长辞；25年前的同一天，他也在这正式上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梁湘

　　改革掀起“深圳速度”

　　梁湘，广东开平人，1936年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2月至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在深圳创建过程中，梁湘的仕途起伏最为波折，他被称为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1998年12月13日0时10分在广州病逝。　　

　　1981年3月，62岁的梁湘来到了年轻的特区，担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已届退休之年的老人会在这里掀起一阵改革旋风。　　

　　梁湘被喻为“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人！”短短5年时间，他顶着一顶顶“大帽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　　

　　他宁愿“当掉裤子也要把深大建起来！”他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在一片荒芜的土地竖起了近千幢大楼，“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生。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端指控，梁湘义无反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面对改革路上的重重禁区，梁湘百折不挠:“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梁湘被称作“特区最苦时期最苦的官。”在深圳，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走上几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来一年他就累得住进医院。”　　

　　他对这一片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土地抱有深厚的感情。离开的时候，他对干部群众们动情说:“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他提前立下遗嘱，希望死后骨灰能够安放在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