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白崇禧如何借中共之力逼蒋介石下野

桂系首领白崇禧和李宗仁

　　1948年9月16日午夜，解放军14万人开始大举进攻国民党11万重兵把守的山东首府济南。在成功策反原属西北军系统的整编第六十九军军长吴化文战场起义之后，仅一周时间就攻克国民党长期经营、坚固设防的济南城，从而揭开了与国民党战略决战的序幕。而几乎与此同时，辽沈战役也开始打响。东北野战军于10月15日首先攻占锦州，21日迫使被围已久的长春国民党守军先后起义和投降，28日于运动战中全歼国民党廖耀湘兵团，然后于11月2日先后攻占沈阳和营口，进而再占锦西、葫芦岛和承德，前后不到两个月，就一举消灭国民党在东北的三十三个整师，总共47万余人，完全占领东北和热河。紧接着，毛泽东指挥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完成对平津国民党守军的包围态势。解放军华东和中原两个野战军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发起以歼灭徐蚌地区黄伯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并于11月22日全歼黄伯韬的第七兵团，然后又进一步围歼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此役总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六个师55万余人。

　　自1948年秋天以来，国民党不仅不数月即兵败如山倒，而且经济上更因蒋介石力推币制改革失败，造成金圆券风潮，导致物价暴涨，通货恶性膨胀，经济近乎全面崩溃。蒋介石领导无方的严酷现实，促使众多国民党人纷纷上书，或献策，或批评，个别地方实力派首领更是有心取蒋而代之。如沈阳刚一陷落，蒋的亲信幕僚之一、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就致电蒋介石，直抒胸臆，倡言非和平解决国共冲突别无他路。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亦转电蒋要求立即布告和平之意。华北军政长官傅作义亦托词电蒋，称两市各界乃至外国商会，一致要求将军队调离市区，以避免两市200万生灵涂炭，及北平古城和天津工业毁于一旦，其因“人事关系过熟，苦难顾应”，“乞钧座将职免职”，“另派大员接任”。而新当选的副总统、桂系头号领导人李宗仁则在倡言停战议和的同时，强调要想和谈则蒋非下野不可。他告诉司徒雷登（J.L.Stuart）：“委员长继续留在这里，有悖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美国的态度对他有巨大的影响，他应该被告知，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他在军事上彻底失败之前，马上离职，并在国家和政府中让位给新的非共产党领导人，那将是对人民最好的服务。”

　　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先后在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中遭受覆灭性打击之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拥有相当军事实力的桂系在国民党内变得举足轻重起来。李、白对蒋的作为向来看不惯，他们很清楚，再让蒋一意孤行下去，国民党必将一败涂地，再无立足之地。为了拯救国民党，也为了满足自己的功名心，他们不免会想要接过蒋介石手中的这块烫山芋，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作为。尤其是这时领衔华中剿总司令，统率30万大军镇守华中一带长江天险的白崇禧，显得格外冲动。在他的推动下，湖北省议会议员及地方士绅于12月公开联名发起和平运动。与桂系关系密切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这时也从香港发来密电，劝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与反蒋派共同携手，配合共产党。称：“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乃当今唯一可行之道。

　　白崇禧借此乘势首先向直接蒋发难。他于12月24日晚致电蒋介石，立主马上进行国共和平谈判，电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整个国军虽不辞任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不仅中国版图变色，我五千年之文化历史将从此斩断。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职辱承知遇，垂念余年，当兹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对钧座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先将真正谋和之诚意转知美国……请美国出而调处，或征得美国同意，约同苏联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白崇禧的电报经由张治中、张群转交蒋介石后，蒋与二张、吴忠信再三讨论。在军事和经济双重失败的压力下，蒋深知自己已回天乏术，与其一意孤行，承担一切责任，不如以退为进，把目前这个烂摊子交给李宗仁，自己幕后掌握，反而进退裕如。只是考虑到徐蚌地区会战刚刚展开，中央军杜聿明、黄伯韬及黄维各部正在苦战中，一旦权力易手，军心动摇，影响前线事大，因此蒋还不想马上下野，只是暗做最坏的准备而已。他一面加紧任命一批亲信执掌东南、西南各省党政军大权，密令将国库数以亿计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一面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亲信前往李宗仁宅邸，探询桂系对自己要求的底线。

　　李宗仁左右研究局势和蒋的态度后，力劝李对此应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他们草拟，并经李同意送交蒋的条件是：

　　一、蒋先生以俯察舆情，顾全国本，不失其历史立场，主动下野。

　　二、李先生继承大任，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以内阁为主体，由大总统赋以全权。

　　四、和谈事前准备：甲、改组内阁，网罗全国和平民主人士充实和平阵容（阵容人选另案研究）；乙、发动全国民意一致拥护和平主张；丙、运用外交使美苏英法对中国和平取得谅解并予以支持；丁、主动争取香港方面以前之反政府政治团体，勿使为和平障碍。

　　五、和平宣布时我方的表示：甲、撤销以前颁布之勘乱令，停止敌对行动；乙、部队主动撤离战场（平津沽除外），彼此保持若干距离，以免冲突（军事部署另案研究）；丙、释放政治犯及战俘。

　　六、和谈时机宜主动迅速，务在平津未失陷，蚌埠敌攻势未发动之前。

　　七、和谈地点以上海为宜，并作如左[下]之准备：甲、宣布上海为和平都市；乙、军事指挥机关及部队撤离市区，治安由警察维持；丙、保证各党各派的政治自由活动；丁、以和平人士主持市政。

　　八、和谈条款另案研究。

　　蒋介石及其幕僚对李宗仁等提出的条件作了修改，其主要为三点：即“一、蒋先生为便于政策之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先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以及“五、为保证和平谈判之顺利，军事应有严密之部署，尤须巩固军心，团结一致”。

　　对此，白崇禧坚决反对。他专门打电话要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转告李说：“蒋下野必须辞职，由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他力主对此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白崇禧之所以坚持要蒋辞职，显然是基于1931年蒋介石下野的教训。那时国民党宁粤两方闹得不可开交，再加上日军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也曾主动宣布隐退，但依旧暗中运作，过了不过一个月，就又重掌大权。因此，白崇禧深知，蒋如果不能彻底离开政坛，只靠自己在华中掌握的那些部队，李宗仁即使在南京坐上了代总统的位置，也难有作为。

　　1948年12月底，来自国民党内四面八方的劝退电或主和电纷至沓来。白崇禧也不惜再次于30日电蒋，告诫“时间迫促，稍纵即逝”。张轸、鲁道源、程潜等亦纷纷或直或曲请蒋“毅然引退，表示政治家作风”。迫于情势，蒋终于不能不出面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元旦，蒋发表文告，第一次公开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介石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对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吗？当然不是。还在1948年12月31日宣读文告的晚会上，面对在场拥蒋干部的一片激愤之声，他就抑制不住地忿然宣告：并不是我想和谈，也不是我自己愿意下野，“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进入到1949年，国民党已是败象毕露，这一点蒋介石自己也很明白。但是，依蒋之性格，他断不会向中共交枪投降，俯首称臣。元旦文告发布之后，他马上就给前线将领打气称：“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自从东北作战以来，陆军方面虽然遭遇了许多挫折，但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迄今仍居优势，尤其是空军和海军，更非共党战力所能较量。此外就政治和经济的基础来说，亦非共党所能比拟。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人员受了共党恶毒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我们今天倡导和平，并非避战求和，乃是可战可和任由共党选择。”他并告诫那些力主和谈的军政长官们说：和谈固不失为一种出路，然“如何乃可化除共党赤祸之野心，以达成保国保民之和平？如何乃可防止共党翻云覆雨之阴谋，以免战祸再起之害？”况“值此千钧一发之际，吾人如不能孰权利害，团结意志，而先自乱步趋，则适中共匪分化之诡谋，将陷于各个击破之惨局。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我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安危亦系于是”。

　　蒋介石心态如此，其实李、白也同样不打算降共，不过要取蒋而代之。在他们看来，和谈只是迁就现实，保存实力，与中共平分天下的一种手段。白崇禧复蒋电云：“对于和议途径，职意仍本亥敬电（按：即12月24日晚电），尽量运用外交，尤须美国挺身而出，英、法想能一致。美、英、法出面邀请苏联，想苏联似不便拒绝，因中共为国际性组织，我非运用国际力量，不能阻止中共行动。”“若苏联依据[莫]斯科三国宣言，不干涉中国内政为辞，则似有纵容中共南渡长江占领京、沪、武汉，使我失去政治、军事重心，再组联合政府，操纵把持，以遂其赤化整个中国之野心。届时我亦应请美、英、法三国担任斡旋，共同发表强硬宣言，并望积极助我，则苏联或许暗中约束中共南渡长江之行动。”与此同时，“我似可将苏联在东北、朝鲜北部缴获日械，接济中共，同时在东北发现日共、蒙共、韩共等国际共产军，因此中国之戡乱，不纯系内战，实际上是与国际共产军作战”等种种理由提请美、英、法考虑，“若美、英、法以不干涉内政为词，我可否向安全理事会控诉，请国际机构联合国仲裁”。总之，“自东北失陷，平津被围，中国关内共军与关外连成一片，直接与苏联之西[伯]利亚、外蒙、北韩均已通达。中共占有外援之优越形势，国军屡挫之余，此刻难以力争。故我应将中共问题变为世界问题，将国共战争变为反共战争，使其变为国际化，庶可得国际援助，渡过难关，再图整理”。

　　表面上，李、白对蒋仍旧“总统”长“总统”短地叫着，但桂系到底与蒋系隔阂太深，对蒋排斥异己的种种做法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深恶痛绝，因此巴不得利用这种机会逼蒋下野，以根本改变国民党日暮途穷的状况。他们很清楚，要想达此目的，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行，非利用共产党的压力不可。这就是为什么，白崇禧虽然坚决反共，却成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内和共主张的重要推动者。他找来与中共有过关系的刘仲容，请刘经南京前往上海，设法联络中共，共同反蒋，并向李宗仁转陈他的和共计划。他同时还致电南京，召来与李济深有较深交情的桂系头面人物之一黄绍竑，请他携亲笔函尽快去香港，会晤李济深，说明桂系愿意联共反蒋的意向，希望李能够代为引见中共代表，切实争取中共的谅解与支持。

　　1949年1月3日晚，刘仲容到上海，会见中共秘密联络人员吴克坚，说明白崇禧的想法，请吴帮忙接通与中共的联系，并告诉他中共方面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对与国民党谈判，尚未确定最后方针，刘在上海多日，却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十天之后，黄绍竑到达香港，马不停蹄地赶到李济深宅邸。不想，李已经乘船转去大连，参加中共中央召集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黄只好打电话给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黄琪翔，请黄帮忙与中共驻香港的代表联络。黄绍竑同时交给黄一封信，内称：健兄（即白崇禧）早有反蒋决心，只因时机未熟，不敢发动。上月24日致电蒋介石，实际就是为了倒蒋。蒋发表元旦文告，不过想接过和平运动的旗帜，以此卸去好战之责任而继续作战罢了。健兄认为，蒋决不会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则须以武力解决。只是，表示这种宣言，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事前尤其应当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因此，他特派黄绍竑为全权代表，负责向任公（即李济深）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连络。请任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之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健兄并郑重表示：（一）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

　　黄绍竑走后，黄琪翔连忙打电话给中共中央驻香港的代表潘汉年，要求潘出面见黄绍竑一次。三天后，二黄见到潘汉年。黄绍竑向潘汉年介绍白崇禧准备反蒋的经过情形，说明白目前与蒋系已成敌对，而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反蒋仍无成功可能。他并说，离开南京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曾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国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

　　中共方面这时对和谈问题尚在犹豫之中。毛泽东始终怀疑国民党人求和，多半“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做缓兵计的阴谋”。早在1947年10月，毛泽东就针对国民党人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问题告诫党内：这是美帝和蒋介石、宋子文策划的一箭双雕的办法。企图“请蒋回避，保持现状，维护正统，缩编共军，既不清算，又不惩处。成则可造成拉拢一切对蒋不满的地方势力及中间党派来与我们对立，迷惑人民，孤立我党，待机反攻；不成则退保粤、桂、川、滇、黔、康，在自卫口号下不许我军入境。表面上造成鼎足之势，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制造缓冲地区和后备力量”。“不但何应钦、白崇禧这类人可以伪装反蒋，就连宋子文、张群、张治中、朱家骅这类嫡系都可以出头反蒋，其目的就在混入反蒋阵线，组织拥蒋力量。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之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拉拢之理。”一年以后，即1948年8月，毛泽东虽然对李济深、冯玉祥等中间派人士的倒蒋活动，主张不要一概反对，但他对国民党内此伏彼起的和谈呼吁依旧持相当强硬的态度。针对国民党内的和平运动，中共中央特别在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43人为必须惩办的战犯。毛泽东更于新年献词中明白警告说：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即要“坚持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后，毛泽东依旧不屑一顾，痛加斥责。1949年1月14日，在斯大林的推动下，毛泽东才最终同意抓住和平旗帜，因而改变策略。这一天，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针对蒋的元旦文告，提出和国民党军政势力谈判的八项条件。但毛实际上把这八项条件已变成了一纸降书。其内容如下：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黄绍竑到香港时，恰值毛泽东14日文告公开发表。潘汉年这时虽然已经得知毛泽东的声明，但尚未接到任何关于和谈的具体策略指示，因此，他对黄绍竑提出的要求无法具体答复，只是告诉黄：他会将其来意报告中央，有无答复，何时答复，却不能预告。实际上，中共中央这时所以没有具体指示，一方面是新策略刚刚出台，还没有深入筹划实施办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正等着看南京政府方面会做何反应。毛泽东显然认为在此条件下，不可能有长时间的和谈。他明确告诉华东野战军领导人说：目前部队暂以长江北岸为范围，“不要立即渡江”，“等候南京伪政府答复我们的和平建议”。“如果他们同意这些条件，你们即应和平地开入南京，代表中国人民接收南京伪政府的一切权力，听候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处理。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些条件，那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建议不过是一个骗局，你们应命令南京伪政府投降。如果他们又不愿意投降，你们即应歼灭之。”

　　毛泽东的八项条件，蒋介石自然不可能接受。1月19日，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做出决议，宣称必须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才能协商和平办法。这等于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支持李、白反蒋。20日和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分别起草电报，指示在香港的潘汉年和上海的吴克坚，电称：“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中共对时局的态度以毛泽东1月14声明为准；“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电报指示，如白确有诚意，可派人带电台密码波长呼号到郑州，通过市政府介绍至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行接洽。中共中央同时通知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准备接待武汉白崇禧派来的代表前往郑州。

　　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支持李、白反蒋的几乎同时，蒋介石鉴于徐蚌杜聿明等中央军主力大部被歼，北平傅作义已决定接受和平改编，半壁江山已去，上海、南京危在旦夕，终于下决心要把剩下的烂摊子丢给副总统李宗仁了。他于1月19日“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引退’之意”。白崇禧这时正在指使人草拟电报，准备宣布蒋的罪状，接讯后自然停止。21日，蒋果然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宣读了下野文告，宣布“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次日，蒋介石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李宗仁一夜间变成了代总统。

　　当然，蒋介石走前即要他的侍卫长兼军务局长俞济时，秘密通知电信局重要军话台的负责人：“嗣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三人经由电话中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而蒋到溪口后，军事上依旧每天直接与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通话并指示机宜；政治上大至组阁问题，小至地方官员更换，蒋都毫不放手。孙科之后的行政院长，李宗仁推荐居正，蒋反对，李只得改请何应钦；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请辞，李宗仁不顾蒋的意见，直接任命自己的特工人员刘诚之接替，蒋马上嘱咐前国民政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径函电信局长，不得接近刘诚之，不要为其提供方便。经济上，蒋不理李宗仁等人的强烈反对，硬是命令海军将国库存放的黄金和美钞全部运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