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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杀刘青山张子善 当时有120万干部腐败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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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东北、华北、西南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种报告打过来,我们就看到有一批的党员干部落马,当时是120万,数目是相当惊人的,毛泽东就感觉到这个问题非常严峻了。

凤凰卫视1月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49年3月23日,是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的日子,这天上午,毛泽东显得异常高兴,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大手一挥,满怀信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做李自成,在即将走向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却始终对这个只在紫禁城坐了41天皇位就被赶下台的失败者念念不忘,李自成在毛泽东的心里是一个英雄人物,更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着他成长,也照着他最终领导中共走进了北京。

解说:这段被载入历史史册的镜头,无数遍地重现着那个辉煌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毛泽东将带领四百五十万党员和四亿人民在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建设一个新的中国,然而,在万民欢腾的时刻,毛泽东在满怀憧憬的同时,也不免内心忐忑,这面象征新生政权的红旗,既能升起来也有可能降下去,而想让红旗不倒,毛泽东就必须在这次进京赶考中交一份合格的答卷,这场特殊的考试考的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过程中能否通过执政关和富裕关,执政关考的是中共是否具有执政能力,富裕关则检验的是共产党人在面对物质诱惑时能否不变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毛泽东对于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政党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数个月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同志要经得起糖衣炮弹的攻击,然而,腐败现象却伴随着新生政权的成立和建设悄然滋长,并逐渐呈现出了蔓延之势,1951年底,刘青山、张子善的东窗事发并非个案,他们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

石玉新:如果就是他们两个人,那么这个事件全为他们两个人,就没多大意义了,确实是一批人,相当一批人,进城以后就变了。

林喆:东北、华北、西南等等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种报告打过来,我们就看到有一批的党员干部落马,当时是120万,数目是相当惊人的,毛泽东就感觉到这个问题非常严峻了。

解说:就在反映刘青山、张子善案特急电报的前十天,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接到来自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的报告,这是有籍可查的第一份直接反映党内腐败现象的报告,报告中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3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积压上千亿(旧币)的材料无人处理。此时,一场名为增产节约的全国性运动刚刚拉开序幕,它是在朝鲜战争爆发的背景下展开的。

曹前发:要增产节约,实际上就必然涉及到贪污、浪费这个现象,虽然高岗在东北局呢可以说是首先开展了这个活动,他是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这么一个活动。

解说:紧随东北局之后,来自西南局、北京等地也相继向中央递上了类似的报告,在北京市委上报的报告中,财经、企业部门贪污分子有402名,公安部门有112名,其中老干部占79名。

石玉新:全国很多事情都触目惊心,北京也有,过去前门有一个姓宋的,好像是一个处长是吧,还有一些展览,展览一些钱,金银首饰,高级的生活用品很多。

解说:面对来自各地的报告,中南海丰泽园里毛泽东异常地焦虑,党员干部中出现的大面积贪腐浪费行为说明,廉洁自律的思想教育已经难以奏效,而他在解放后主要依赖的反腐模式则受到了全面的挑战。

林喆:毛泽东当时推行的反腐败的模式,是低薪清廉模式,就是靠道德教育,就是让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呢有一种自律精神,这种低薪模式呢在物欲横流的时候往往挡不住。

解说:在公职人员中曾经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并行的分配模式,由于供给制等级差异的色彩,在推行了近两年之后,逐步地退出历史舞台,工资制完全取代了供给制,无论供给制还是工资制,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只保障工作人员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种低薪清廉模式是毛泽东在红军时代就倡导的模式,在革命年代和物资匮乏条件下,它的确起到了预防腐败的作用,但是,当处于和平建设时期,这种模式的缺陷暴露无遗。

林喆:在物欲横流的情况下,光光对干部说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实际上这个力量是很弱的,当旁边的人都在享受的时候,你让一个很贫苦的干部跟他说哎呀你要勒紧裤带,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啊,这种说教是没有力量的。

石玉新:我承认教育,以德治国是对的,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只强调以德治国是片面的,片面的就是错误的,要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相辅。

解说:然而,新生政权成立后,法律制度的建设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再加上低薪清廉模式的失效,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的泛滥,所以在很快时间里贪腐浪费现象已如脱缰的野马,导致中共党内系统性的全面腐败,这股不正之风很快在人民群众当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李冰:当时的话人们已经非常不满意了,你怎么也是个机关干部,也是共产党人吧,你作为共产党人的原则都丢了,人们都有意见。

解说: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民心向背的问题,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面对党内出现的大量的贪腐、浪费、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的内心异常地沉重,如果贪污浪费现象不能肃清,不但会断送一些干部的前途,而且会妨碍资金的积累,妨碍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巩固,如何让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不变颜色,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

导游: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在这个山脚底下这棵树上上吊自杀的。

解说:这里是北京景山公园,在明末崇祯皇帝自杀上吊的煤山一角,伫立着一块碑,碑文摘自于历史学家郭沫若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这块普通的碑帖背后是一段痛心疾首的历史,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警示,1952年11月,在处理刘张案十个月之后,毛泽东来到景山上,面对此情此景,毛泽东思绪万千,想当年闯王李自成是何等的英雄气魄,崛起西北、纵横中原、夺取天下,逼死崇祯皇帝,然而他的大顺朝在北京只做了41天的梦就灰飞烟灭了,这段历史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毛泽东,提醒着每一名共产党人绝不当李自成。

陈晓楠:毛泽东一生当中有一个李自成情结,他对李自成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在韶山上私塾的时候,毛泽东爱看的杂书里面就有有关李自成的书,在他早年领导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时候,李自成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让他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随着中共革命的不断胜利,毛泽东对李自成的研究也逐步突破了战争思想的层面,他把视野深入到了李自成失败原因的更深层面。

解说:1944年3月19日,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长文,《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三百年前的1644年也是一个甲申年,这一年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起义军打进北京城又失败退出的一年,当时抗战接近尾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贪污腐化成风,郭沫若想借明王朝灭亡三百年讽刺一下国民党当局,文章刊出后,国民党当局通过御用文人在《中央日报》上连续撰文,抨击《甲申三百年祭》,说它是借古讽今,诬蔑和诋毁国民党政权,无疑这篇《甲申三百年祭》击中了国民党政府的要害,而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时却是拍案称奇。

曹前发:认为写得非常好,特别是郭沫若总结了李自成成功与失败的教训,迅速地成功迅速地失败,所以这个教训对毛主席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解说:此时的毛泽东正在阅读另一本关于李自成的书,这是发表于1932年的一本关于李自成起义与兴衰始末的历史小说,名字叫《永昌演义》,李自成成败的历史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他甚至特意抄存了一部并认为将来有一天总有要用到它的时候,其实,在抗战后期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中共虽然有在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是能否在全国范围过执政关的长远问题,而《甲申三百年祭》的出现,与毛泽东的思考高度契合,同时也契合中共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宣传的导向,因此,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祭》极其推崇。

曹前发:毛主席要求《解放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转载之后又印成了小册子,在各个解放区进行翻印出版,把这个作为我们党整风的一个学习文件,这个小册子呢在建国后再版了两次,一个是1954年,一个是1972年,可以说这一篇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受到我们党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

解说:此后在延安大大小小不同的演讲场合,毛泽东常常向与会者热情推荐这篇文章,而到1949年当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入北京城之前,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同志再次看一看《甲申三百年祭》,据薄一波回忆,1948年底,中共中央任命了接管平津两市的领导干部之后,毛泽东同我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除了讲关于接管大城市指导方针政策外,又谈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而毛泽东不仅时刻提醒党员干部不可学李自成,作为最高领导人,他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张素华:你看1945年他去重庆谈判的时候,跟蒋介石站在一起照相,蒋介石穿的是笔挺的毛料中山装,那毛泽东穿的就是延安粗布的中山装,难道共产党那时候没钱给他弄一套毛料的中山装吗?那肯定不成问题,是吧,但是呢从他来讲他就是说我的部队什么样我当地的老百姓什么样,我也要什么样,所以他也就是以他这样一种精神也影响了整个的那一代人。

解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年轻的毛泽东抱着改造中国的理想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无论是在苏维埃时期还是在延安时期,他时刻以清廉的严格标准要求自己。

林喆:毛泽东他有几个主张,就是讲亲情但是不恋情,然后呢还有这个请托怎么办,他都有一套办法,清廉为政里边你可以看,当时毛泽东交往的方式,就对亲人应该怎么样,对战友是怎么样的等等,他都有一整套的办法。

解说:解放后,毛泽东在湖南老家的亲属不断地向他写信,希望帮助解决工作,读书的问题,有的甚至要求得到一官半职,但是面对亲人的热望,毛泽东一律婉言谢绝,显得似乎有点不近人情,毛泽东给亲属回信,我是国家主席,不是毛家主席,我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能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党中央会议上提议并规定,党内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陈晓楠:197年11月2日,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泽东能够支持一下小说《李自成》第二卷的写作和出版工作,就在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顺利出版,到文革开始之后,正是因为得到了毛泽东的一张免斗牌,小说作者姚雪垠才算是逃过了劫难,1975年,姚雪垠完成了第二卷的写作之后,就遇到了无人出版的尴尬境地,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对李自成情有独钟的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信件之后迅速作了批复,解决了小说的出版问题,同时,他还支持姚雪垠继续撰写《李自成》的后续部分,这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最后一次谈到李自成,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他依然不会忘记李自成对全党的警示作用,他希望把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地传下去。

视频片段: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在内,钱是宝来钱是祸,贪污来的是罪过,一粒米来一度电,都是人民的血汗,三反五反搞得好,人民当家坐得牢。

解说:这是流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首儿歌,这首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儿歌正是在举国上下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背景下流行起来的,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三反运动,就在11月29日,张子善被逮捕,12月2日,从国外参加会议回来的刘青山被逮捕,可以说正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促成毛泽东下决心将在东北地区进行的三反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

曹前发: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可以说刘张案件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说这个案件大大地惊动了党中央,惊动了毛泽东。

解说:而三反运动也像以往任何一场运动一样,首先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其中。

张素华:一方面呢他觉得群众发动起来了,眼睛是雪亮的,使这个贪污分子无处可逃,另一方面群众受到了教育,这不是挺好的嘛,所以他老是喜欢用群众运动来反腐败,我觉得可能这是他的思想基础。

解说: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监督,这是毛泽东反腐的一个重要法宝,早在1945年时,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毛泽东彻底长谈,就问到了毛泽东一个问题。

林喆: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共如何跳出由胜而衰而亡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当时笑了,就说我们找到了,这条新路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才能使政府不至于人息政亡。

解:深谙中国历史兴替玄机的毛泽东相信自己已经探索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人息政亡的一条新路,可以说这正是在历史的多次实践当中毛泽东摸索到的一整套屡试不爽且行之有效的经验。1932年5月9日下午3点,随着一声枪响,(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成为共产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林喆:一个就是贪污打土豪的财物,第二是把这些财物呢偷偷地拿到白区去秘密地处理了,卖给那些国民党反动派,第三个问题就是他欺负妇女,欺占别人的妻子,而且还秘密地杀害了红军战士和军医,第四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偷盖公章,买卖通行证,所以他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解说: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非常重视根据地惩治腐败的工作,在他的推动下,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工农检察部,第一个反腐败举报箱在瑞金设立,谢步升就是被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动员了媒体监督的力量,加入到反腐倡廉的工作中。

张素华:中央书记有三大报纸,《红色中华》还有《红星》,还有《青年实话》这三大报纸,这三大报纸呢后来都办有反腐专栏,有的专栏叫铁锤,有的叫轻骑队,还有的叫黑板,所谓黑板他们叫红板黑板,红板是表扬好人好事的,黑板就是专门说这些贪污腐败案的,还有的是反贪污腐败这些个专栏,进行公布。

解说:同期,毛泽东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贪污腐败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这是中共第一个惩治腐败的法令,在政策法令与多渠道监督的威慑下,江西萍乡、上饶等地区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事例,根据地内民间流行的歌谣十分生动地记叙了当时的情景,《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曹前发: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广大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反腐败力量源泉和坚强后盾。

解说:然而,运动式反腐虽然效果显著,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却有着另一重危险。

林喆:缺点就是它可能会伤及无辜,还有一个呢搞得干部人人自危,人人自危,而且很容易使得反腐败斗争扩大化。

解说:运动的危险性毛泽东并不是没有预见,但是,他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次运动是坏人好人一起整,好人整了之后可以更好,坏人有多少反多少,开除四百万党员还有一百八十万,在所不惜,毛泽东要用这种刮骨疗毒的方法换取政治的清明与党风的廉洁,而对于在运动中抓到的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毛泽东主张施以重型,所以,刘青山、张子善作为三反运动中抓到的最大的老虎,当华北局对两人做出一个死刑一个死缓的量刑时,毛泽东却极力主张将两人均处以死刑,刘张二人的死刑判决无疑背负着浓郁的政治色彩,树两个典型,造三反声势。

张素华:毛泽东杀贪官当时起了什么作用,一个就是昭告天下,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截然不同的,是廉洁奉公,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的,在共产党内是绝不允许贪污腐化的现象存在,可以说是零容忍,有贪必肃,所以这样做的结果呢,我想就是取信了人民群众。

陈晓楠:很多年之后的今天,在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一些老同志还对刘张一案,对当年的三反运动记忆犹新,他们说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受了这场反腐教育,才使得他们懂得了贪腐的代价,也懂得了珍惜清白的重要,这一点可以说影响了他们此后的一生,薄一波晚年回忆这段情况时说,三反运动一个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它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中共高层对腐败行为绝不容情,而且敢于碰硬,敢于从高级干部下手,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成本领先:成本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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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team cfoteam  管理员  发表于 2013-1-6 23:09:32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子善临刑前想保全同志:省委处决我 留下刘青山

核心提示:“我毫无意见。请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

“和省委说一下,处决我自己,留下青山。”

公审建国首贪刘青山张子善大会(资料图)

本文来源:金羊网,作者:佚名,原题:《处决刘青山和张子善细节
毛泽东亲批斩杀令》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藉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刘、张二犯的处理,既无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又无现成的案例可以参照;而且,刘、张曾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功于革命事业,因此对其处理必须慎之又慎。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关于对刘、张二犯“处以死刑”的意见后,对报告和其他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综合各方面意见,于12月20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处理刘、张的意见:

中央:

(一)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剥削河工、民工费用,勾结私商贪污自肥,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河北省委通过,经我们同意开除其党籍。

(二)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三)河北省委事先对此明目张胆的贪污罪行未能发觉,发觉后,又未及早坚决地予以处理,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应受到党的指责。

以上意见,妥否?望中央指示。

华北局

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三时

在华北局的报告中,原则上同意了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但是增加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河北省委、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党中央,汇集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是杀?还是不杀?人们在等待着中央的最后决定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在把握这类问题时,一向是以教育为主,避免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该杀的则决不手软,铁面无私、严惩不贷。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四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

由于刘青山、张子善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广大干部在认识上的不尽一致,毛泽东在考虑对刘、张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当时,他曾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彭真等人在颐年堂开会,议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手上不干净”的人,应当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对于像刘、张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不杀,就不能平民愤!不杀,就不能正党纪国法!不杀,就要当李自成第二。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

虽然中央的意见已经统一,但是在正式作出决定前,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又委托华北局到天津地区调查研究、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于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看到上述材料后,又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最后,毛泽东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刘、张的罪行已经通过报纸、广播公布于众,广大群众尤其是天津地区的群众,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分。改组后的天津地委曾组织八个县镇的党员积极分子,讨论对刘、张的处理意见,无一人不主张枪毙的。杨柳青镇的农民说: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真比反革命分子还大,应该把他们弄回来公审枪决。

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执行死刑的决定,是慎重和民主的。下这样的决心不容易,而一旦下定决心,则一切不可动摇。

当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决的消息在内部传开之后,在河北省各级干部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一些干部特别是当年曾和刘青山、张子善一起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干部,感到惋惜,有不少的议论。有的说:“他们是有功之臣,不能杀呀!”有的认为:“可以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有的呼吁:“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有的感叹:“三十多岁正是好年华,说杀就杀了,实在可惜,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些意见和呼声,集中地反映到了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那里。他觉得有必要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一下,于是他找到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他对薄一波说: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了,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枪下留人”的意见。

毛泽东在听了薄一波转述的意见后,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对薄一波说了几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当时,还有一些人找毛泽东,替刘青山、张子善“说情”。毛泽东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一律不见!”以后,他还在别的场合讲过“非杀不可”的道理: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河北省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枪决,并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

2月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扩大政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批示。会议根据华北局的指示要求,决定由河北省人民法院组成临时法庭,公开审判刘、张案件。

当时,周恩来总理还以中央名义给河北省委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从人道主义出发,妥善安排好二犯的后事。河北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有关指示,详细研究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具体事宜,定出了四项具体措施,让行刑人员和善后单位执行。这四项措施是: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

(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

(三)二犯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判决之前,2月9日,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和河北省委秘书长李子光来到看守所,与刘青山、张子善做了最后一次谈话,向他们传达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询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讲,还有什么要求。

张子善本来就体态文弱,被逮捕以来,吃不下,睡不着,更加瘦弱了。当他听到“省委决定,华北局批准,开除你的党籍”时,长长地吁了口气,说:“我没意见。”这个决定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还有……”

“还有什么?”张子善顿时紧张起来,手紧抓着桌沿。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听到这八个字后,张子善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张大嘴巴,喘着粗气,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

沉默了一会儿后,张子善问了一句:“能上诉吗?”

在得知已经毛泽东批准后,他放弃了幻想,断断续续进行完了最后一次谈话。其中说道:

“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意见。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因为我罪恶深重。”

“我无什么挂念。我××在村里任支部副书记,和区委宣传委员关系不好,这点请党注意。”

“我毫无意见。请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

“和省委说一下,处决我自己,留下青山。”

刘青山是个工农干部,平时说话办事大大咧咧,骂人训人时常有之,但他又是豪爽直率的性情中人。在审讯他的时候,他就说过:“反正我错了,省委赶快把材料整理整理处理算了。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拿我当典型,可以教育更多干部。南方北方干部认识我的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历史上说也有用。”他一旦知错认罪,认帐也就不再含糊。

刘青山在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后,痛快地表示接受,只提出了一条:“我还有一句话,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他得到的答复是什么?是这个大贪污犯所期待的:“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还不如组织上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未犯法。”

刘青山感动了,抹了一把泪,又说:“我不求饶,死了比活着有价值。”并说:“告诉我弟弟,把尸体起走。津市局(指刘的住所)有大小皮包,亦是党的财产,交给党。”

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1936年参加革命,默默无闻地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一辈子。晚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感慨万端:刘青山是我的一奶同胞。我们哥儿俩从小就没了娘,相依为命给人家当长工,后来就先后参加了革命。那时候参加革命,就如同把命拴在了裤腰带上,脑袋说掉就掉啊。他是先出去的,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高蠡暴动,那场暴动可是死了不少人啊。我哥他15岁那年就入了党,后来去了延安。我是16岁入的党。天下得来不易啊。可是革命胜利之后,他却没有经受住考验,变了心,忘了穷哥们,贪图起个人的享受来。后来就犯了事儿,结果就给“咔嚓”了。

当时,孙光瑞和李子光还告诉刘、张二犯:“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明天,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刘、张二犯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这么快,不由得腿发软、心发慌。他们有多年从政的经验,知道处理他们这样的大案,中央是会有人来的,于是要求见一见中央来的领导,或者省委的领导。但这一点令他们失望了:“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到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行刑和善后的四条具体措施:不打脑袋打后心、公费购置棺木、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当他们听清这几条措施后,两个人号啕大哭。

张子善被押72天,刘青山入监69天。临刑前的这天晚上,也是他们自被逮捕以来第一次见面,一起共进最后的晚餐。他们在狱中的生活比普通的犯人要受优待,特别是春节期间伙食比较好。当然,这最后的晚餐菜肴更加丰盛,而且破例地摆放了一瓶白酒。

屋里的气氛死一般地寂静。看着面前的酒菜,刘青山闭合双目,长出一口气;张子善默默无语,潸然泪下。他们明白,这是他们的“辞阳饭”、“归阴酒”。

刘青山叹口气,对张子善说:“毁了,看来咱俩得走了。”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斟满一杯,叫一声:“老张,喝!”

张子善却没动酒杯,擦了把鼻涕,手指颤抖着,拿起桌上的一盒前门烟,好不容易才从中抽出一支。

刘青山两眼发红,又一仰脖子,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这是刘青山最后的遗言。

“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这是张子善最后的遗言。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是个星期天,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

会场之内,宽大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的蓝灰色会标。会标下悬挂有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各斜展着一面国旗。从上午10时开始,参加公审大会的人员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向体育场走来,依次入场。在他们当中,主要是河北省、保定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驻保定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有来自全省所属各市、各专区、各县的机关团体及群众代表,还有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他们是应人民政府的特别邀请出席大会的。总计参加大会的有2。18万多人。

会场之外,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保定市启动了1000多台收音机,60多个广播喇叭,组织了近万人收听大会实况转播;唐山市组织了6。7万多人,石家庄市组织了5。5万多人,全省九个专区及各县镇组织了近20万人,在收音机和大喇叭旁收听广播。

12时正,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登上主席台,庄重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组织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布,由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担任公审大会主席。

接着,公审大会主席张庆春用洪亮的声音宣布: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开始。他在致词中说:“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已不是两个普通的大贪污犯,而是背叛党、背叛国家、祸国殃民的罪大恶极的大罪犯。今天参加大会的人,都是怀着愤怒的心情,代表着全省人民的意见来参加的。在大会上,我们要彻底地控诉与公正地审判刘青山、张子善的滔天罪行,使刘青山、张子善两大贪污犯得到应得的判处,同时要显示我们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雄伟力量,和彻底剿灭一切贪污分子的决心与毅力。”

随即,刘青山、张子善被民警押进了会场,站在主席台上,接受人民的审判。

刘青山头戴一顶名贵的水獭皮帽,身穿一件样式考究的藏青色大衣,脚蹬一双油黑发亮的皮鞋。这和他当地委书记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胸前挂着一块长2尺宽1尺、上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字样的布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刚上台时,他似乎没有失态,依旧是一副“江湖好汉”的样子,还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摆在主席台上的那一排桌椅。过去在天津地委,只要他参加类似的会议,通常是会在那里就坐的,而且常常是正中的位子;今天在这里,他却只能作为罪犯、戴着手铐站在一旁。当人们用愤怒和新奇的目光扫向他时,羞愧、耻辱压倒了他的傲慢、骄横,一双不重的手铐像有千斤重一般使他不得不弯下腰,埋下自己曾经高昂的头。他从始至终紧绷着嘴角,一言不发。

张子善穿一身熨烫得笔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足蹬一双新皮鞋,胸前同样挂着写有“大贪污犯张子善”字样的布牌,同样戴着手铐。他没有刘青山那么“镇静”,双腿似乎很软,如果没有民警在旁边押扶着,可能根本就迈不开脚步。他一上台,就老老实实地垂头站在那里,目光呆滞,神情沮丧。当记者走近照相时,张子善喃喃自语:“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

在查处刘、张案件中领导有力的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省纪委副书记薛迅,此时已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她首先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诉了刘、张犯罪事实。她指出:刘青山、张子善辜负了党、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在天津地区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干部期间,为了大量贪污,挥霍浪费,竟胆敢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凭借职权,狼狈为奸,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剥削治河民工,勾结奸商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破坏国家经济结构,并在共产党内公然行贿,散布资产阶级毒素,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共产党进行破坏,使党、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的难以计算的损害。刘青山、张子善已不是普通的贪污犯,而是罪大恶极、祸国殃民的大罪犯。他们虽然曾是共产党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对党和人民有过贡献,但他们已被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思想、作风侵袭引诱,腐化堕落到完全变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叛徒。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

薛迅最后说:“同志们,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大罪犯继续存在,允许了他们的存在,就是鼓励了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因此,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河北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同志完全赞成我们的控告!”

“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口号震天。

接着,天津专区宝坻县黄庄镇农民孙树林,代表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灾民和民工,在大会上控诉了二犯的罪恶:“……刘青山、张子善二犯,为了赚钱,搞了个民工供应站,卖的都是坏东西,价钱愣贵,东折西扣,直到现在还欠俺村104个民工4000多斤米……修河时他们捣鬼,把好粮食高价卖掉来赚钱,把坏粮食给俺们吃,发的棒子面和小米都是坏的。民工活又累,吃的又不好,病了许多人,光俺们村就病了十多个。还有……”一桩桩,一件件,孙树林泣不成声的控诉,刘青山、张子善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与会人员极大的义愤。

最后,孙树林极为愤恨地大声说:“他们这样祸国殃民,绝不能再让他们存在下去。因此,我代表群众意见,要求把这两个大贪污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刘、张二犯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了判决书。判决书在简述了刘、张二人的犯罪事实后,宣布:

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综上所举,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有资财,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已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宣读判决书的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曾任原十专署专员,而张子善时任十地委书记——原专员审原地委书记。

在公审大会前夕,宋志毅曾以双重身分——过去的战友、同志和今天的审判官,见了张子善一面。此时的张子善已有所悟,也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其言也善:过去大家的批评、抵制,甚至揭发,都是为了挽救我和维护党纪国法,这样做是对的,像李克才等人。我一生坐过两次监狱,过去是坐敌人的,在监狱作过绝食斗争,是为革命,是光荣的。现在坐自己的监狱,是犯了罪,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恶劣影响,是可耻的。现在吃不下饭,可不是绝食,是负罪感。唯一的希望是大家“以我为戒”,把我当成一个敲钟的棒,用我来敲敲吧。

当判决书宣读完毕时,公审大会会场立刻响起了一片口号声。

“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

“拥护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

听到这样的宣判,这样的口号,刘青山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挺一下脖子,抬头看了一眼,又无力地垂下了头。而张子善则明显地被“死刑”二字吓瘫了,双膝一软,直往下出溜,若不是两个民警扶持着,肯定会瘫倒在地。

宣判之后,刘、张二犯被捆绑起来,押赴刑场。押下主席台时,刘青山双腿迈动得机械而僵硬,五官如同石刻,但还能自己行动。随后的张子善却瘫了,双腿无法站立,在两位民警的架拖下,才离开了会场。

在刘、张二犯被押离会场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大贪污犯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除了他们直接贪污盗窃的数目以外,其他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则更难以计量。其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向革命队伍的进攻是多么凶恶猖狂,刘青山、张子善被资产阶级所引诱,不但已经被糖衣炮弹所完全打败,而且已经驯服到向资产阶级投降,并很快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内部的代理人了。”他号召全省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紧张动员起来,把“三反”、“五反”运动坚决进行到底,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争取这一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杨秀峰讲完话后,全场起立,口号声再次响起:

“拥护人民政府枪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严办拒不坦白交代的大贪污分子!”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大约下午1点半,公审大会结束。

押解刘青山、张子善的刑车驶出体育场后,拐上了大街,奔向保定东关大校场。车队的最前面是一辆开道吉普车,随后是分别载着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两辆敞篷吉普车,刘、张二犯的身边各有两名民警押解。最后是一辆大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人民警察。

车队缓缓前行。沿途街道两旁站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还有许多人,或骑自行车,或跑步,跟在刑车的后面,他们要到刑场亲眼看一看这两个大贪污犯是怎样被处决的。

保定东关大校场,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军事教育高等学府——保定军官学校的所在地,从这里曾走出过蒋介石、叶挺、白崇禧陈诚等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荒野,并成为了保定市的刑场。

刑车驶进大校场中央,民警将刘青山、张子善从车上押了下来。刘青山一下地,僵硬的双腿似乎失去了知觉,虽然他想努力站稳,但还是踉踉跄跄差点跌倒。在民警的押解下,他自己走向土坑,跪了下来。而张子善几乎是被民警抬下车的,两名民警架拖着将他带到土坑前跪下,人们看见他脸上湿乎乎的,满是泪水。

刑场上肃静无声。人们静静地等待着。

“砰!”“砰!”——两声枪响过后,两颗正义的子弹从背后穿过刘青山、张子善的身体,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在冬日枯黄的草地上留下了两滩鲜血。时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正是年富力强、本可大有作为的年纪。

在刑场,早已准备好了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棺材,收殓了这两个曾经的革命功臣,今日的人民罪人。

共产党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履行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四条承诺。

张子善无后,刘青山则有三个孩子,孩子的抚养和上学问题是他最关心的。在刘青山被处决后,中共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刘青山长子和次子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当时的15元,折合150斤小米,是基本能满足一个月生活所需要的。1954年范勇改嫁后,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一度被取消,后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了供给。1961年刘青山之弟向石家庄地委反映刘青山的孩子生活困难,又领到了补助款几十元。1962年老大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加大,省委决定将其生活费提高为20元,老二刘铁甲的生活费仍为15元,并给老三刘铁兵补为每月15元。兄弟三人每月共50元,维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欠发998元,1981年省纪委查明后也予以补发。

在三个孩子中,刘铁骑学习刻苦,成绩优秀,1965年考入北京石油学院,1970年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1975年调到廊坊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刘铁甲吃苦最大,“文革”开始时已上到了高中二年级,“文革”后期便回农村务农,曾到东北编箩筐卖钱。1976年在哥哥刘铁骑的帮助下,成了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后在内蒙古二连输油公司工作。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因父亲的问题未能参军。他曾在曲阳煤矿下矿井,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后又调回安国县工作。

在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七岁,老二刘铁甲四岁,老三刘铁兵刚几个月大。后来,三弟兄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长大。刘恒山后来告诉记者:“我哥死后,那一家是爹死娘嫁人啊!我无儿无女,就把我哥的那几个孩子接了过来,是我给带大的。当然政府也没忘了刘家的后代,刘青山被枪毙之后,这几个孩子一直拿政府的抚养金,‘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孩子的抚养金一度被中断,后来我找有关方面申诉此事,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后来也都补发了。现在他们都在忙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都挺好的。”

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荣耀,但他留给儿子们更多的是心灵上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作为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毛泽东亲批斩杀有功之臣,又要求当地政府抚慰其后代,如此决策,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公审大会的第二天,1952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在二版位置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

cfoteam cfoteam  管理员  发表于 2013-1-6 23:11:59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子善刘青山贪污案再解读:制度漏洞 权力失控

1952年,张子善、刘青山因贪污腐败被执行死刑。这起案件,后来被称做“中国贪腐第一案”。
  张子善、刘青山一共贪污、挪用了多少公帑呢?答案是:171亿6千多万元。当然,这里说的是旧币,不过仍然是一笔巨款。北京卫视的《档案》栏目披露:这笔钱,在当年可以买到1亿斤大米。如果按今天大米的市价来计算的话,约合今天的人民币2。5亿元。但是,50年代初的粮食紧缺,一亿斤大米,几乎等同于上百万人的生命。
  张、刘二人贪污、挪用了什么钱呢?很大一部分,来自救灾工程款。1950年夏,天津地域遭受洪水灾害,国家下拨1800万斤粮食用于治河救灾,张子善、刘青山克扣粮食,以次充好,从中渔利20多亿元(旧币)。更为严重的是,张、刘二人发放的变质食品,造成数十民工中毒死亡——毒大米可不是今天才有的。
  需要补充的是,张子善、刘青山在进行一些非法勾当的时候,朝鲜战争正如火如荼,数十万子弟正在战场上抛洒鲜血,全国人民在勒紧裤带支援前线——
  不难得出结论:在当时的国内外情势下,张、刘二人所犯下的贪腐罪行、以及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任何朝代、在任何国家都难逃最严厉的刑罚。
  我们来看张子善、刘青山当年做成的一笔生意:刘青山挪用49亿元公款,送给一个名叫张文仪的女商人“经商”。张女士购买了一批复写纸,高价卖给刘青山主政的天津地委,从中大赚一笔;然后,刘青山以更高价把复写纸卖给吉林省财政厅驻津供销处——因为张女士的丈夫时任该供销处干部,刘青山从交易中大发其财。这样的“生意”,今天的公众都不陌生。政府采购的暗箱和漏洞,不是新鲜事物。“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样的交易背后,必定是官商勾结的黑幕。
  张子善、刘青山的腐败恶行,初期没有人揭发检举吗?有的,曾有人向河北省委检举张、刘的违法行为。只不过,按照“组织程序”,这举报材料要先送地委、然后由地委呈交省委——也就是说,揭发张子善的材料,要由张子善来递交——把这样的材料交上去,张子善是傻子?
  案件的最终揭露,是由一名与张、刘同级别的干部,在“三反”大会上公开揭露的。至此,张、刘贪腐案情始曝露在天日下。
  现存的档案资料显示:当年张子善、刘青山二人,只需要一张手写的白条就能动用数亿数十亿的公款。案发前,张、刘二人销毁了大量的这类白条。所以,张、刘案件的实质,不是什么思想蜕变,而是制度漏洞、权力失控导致的最初恶果。
  对张子善、刘青山案件的判决,本来是有任何悬念的。在中国的任何时代,这样的罪行都难逃一死。这样的判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而一直以来,张、刘案件作为“反腐成就”被津津乐道,是人为拔高的结果。
  张、刘案件开启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本来是一件腐败丑闻,经过体制化的运作,却变成一个“英明伟大的决断”,制度的漏洞被掩盖。而此后的“伟大”,即一发不可收拾了。
cfoteam cfoteam  管理员  发表于 2013-1-6 23:14:54 | 显示全部楼层
哪两位中共高官为刘青山张子善向毛泽东求情

核心提示:黄敬同志坚持要薄一波同志反映。薄一波同志说:“这样吧!我带着你,咱俩一起去见主席。见到主席后,你当面向主席申述理由。”黄敬同志说:“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你是大局书记,你可以当面向主席讲嘛!”这样,薄一波同志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传达了这些意见。

本文摘自:《成功》2008年第5期,作者:佚名,原题:《刘青山与张子善案内幕》

刘青山生于1916年,原名刘顺山,是河北安国县南章村人。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即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15岁参加革命,所以也是红小鬼。1931年6月,刘青山经徐云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加河北高蠡暴动,参与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冀中支队,这是在红军史上被人遗忘的一支部队,今天人们只知道战斗在江南、中原和西北的三个主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冀中,也有这样一支红军小部队,刘青山就是这支部队的早期干部。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

1937年10月,刘青山被选送抗大学习。1941年3月,刘青山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是年9月,调任中共任河(任邱、河间)县委书记。在残酷异常的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中,他依靠群众,带领县大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在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信。1944年10月后,因为工作出色,调任中共冀中八地委城工部长、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1945年10月,任中共冀中八地委书记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与任八军分区司令员的孙毅密切配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很多工作,解放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的孙毅和第一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当时对他十分地货许,以致当刘青山因为贪污被捕时,黄敬念及这位得力老部下当年的贡献,四处说情企图免其一死。1949年8月,刘青山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1951年8月,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10月,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欢会。12月2日,出国归来的刘青山一下火车即被逮捕。

张子善的原名是张三更,河北省深县尚村人。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大哥到东北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二哥在家当雇工。张子善在哥仨中最聪明,14岁到安平县城上高小。在同学中,他显得很成熟,一副大人模样,懂事多,思维快,学习非常勤奋刻苦。16岁时,考入安平县乡村简易师范。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张子善是组织者之一,而且带头卧轨以示抗议。1933年10月,19岁的张子善在乡村简易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张子善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关押在安平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后来,张子善由安平解到天津监狱被判五年徒刑。

1937年“七七”事变时,犯人砸了监狱,张子善趁乱越狱。之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终于找到曾在一起坐过监狱的冀中二地委组织部长,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1945年任中共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开始与刘青山一起工作。1948年任中共冀中十地委第二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冀中十地委管辖的地区是地处京,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区,周围是敌重兵屯集的大城市,条件很艰苦,但张子善表现非常出色,尤其在平津战役期间,组织了几十万民工支前,送给养,运伤员,协助保障了平津战役几十万参战部队的后勤。当时因为部队多,靠人背运粮供应不及,张子善组织群众凿开冰冻的大清河,以船运粮,受到平津战役前委的表彰。1949年8月,张子善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1951年6月,继刘青山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可以说,建国前,刘青山和张子善一直表现很好,在冀中人民中威望很高。但建国后,一切都变了。两人自恃革命有功,声称“老子拼死拼命打江山,享受点算什么!”(刘青山语)生活开始堕落腐化,抽白粉,打玛啡,嫖妓,以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下面围绕此案,批露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一、刘张案的揭发

刘张案的揭发是由当时的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也是刘、张的副手)揭发的。作为副手,李克才对刘张的行为自然有所了解,屡次规劝未果,向河北省省委书记林铁反映了刘青山等人的问题。谁料,这位主要领导竟不以为然,摆摆手让李克才不要再说下去:“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小李呀,你要注意与老刘和老张搞好团结……”据说这位领导后来私下里还说:“卖主求荣,不好!”领导冷冰冰几句话使李克才“挽救”刘、张的希望破灭了。于是,1951年的11月21日,在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李克才在会议讨论的第一天站起来,向与会的824名代表大声揭发了刘、张的罪行,引起全场轰动,在当时,李克才此举是相当冒险的,因为会议后有人断言这是一种反党性质的行为。

刘、张二人分别于11月29日、12月2日披依法予以逮捕。为进一步调查处理这一案件,省人民政府决定,由省政府主席杨秀峰等6人组成刘、张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

二、公审会上张子善央求留下刘青山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河北省人民法院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的命令,组成临时法庭,对刘青山、张子善予以公审和宣判,判处二犯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

1952年2月10日,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保定举行,21800人参加了大会。

会上,河北省副省长薛迅代表省政府宣布了刘、张的罪行。据查,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侵蚀下,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区造船贷款、河工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总计达171。627多亿元(旧币,下同),用于经营二犯秘密掌握的“机关生产”,他们勾结奸商,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使国家损失达21亿元。1950年到1951年春,在兴修潮白、永定、大清、海河等工程时,他们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出卖,换成坏粮,抬高民工食品价,先后剥削及窃取折旧费共22亿元,使民工因食品恶劣、劳动过度病残或死亡多人,民愤极大。刘青山、张子善将盗窃和非法经营所得大肆挥霍浪费,生活奢侈腐化,刘青山甚至堕落到吸食毒品成癖。1950年下半年,刘青山用公款从香港购进两部小汽车,一辆留给自己(调离时拒不上交,带到了石家庄市),另一辆送给了别人。不到半年时间,刘、张二犯贪污挥霍达3。78多亿元。其中刘青山为1。83亿元,张子善1。94亿元,刘、张二犯已经堕落成革命事业的无耻叛徒,河北省高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二犯死刑,立即执行。

听到死刑的判决后。刘青山周身一颤,张子善则触电般地双膝一软。汽车在大街上缓缓行进,街道两边站满了群众。刑场上寒风凛冽,远处的学校里传来歌声:“前进!我们新中国的青年……”而摆在刘、张二人面前的是两口醒目的紫红棺材。一位省委干部向他们宣布中央指示: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枪决后妥善安葬,棺木公费购置,三、家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子女由国家抚养。中央指示宣读后,两人终于开始放声大哭。省委干部也露出不忍之色,摆摆手说:“去吧……”临刑前,张子善感觉到记者的照相机对准自己时,呜咽着说:“唉,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刘青山则长出一口气,眼圈发红,将脸扭向一边。张子善又嘟囔道:“枪毙我一个人吧,枪毙我一个人吧……”刘青山大喝一声:“孬种!”

从事情揭发到死刑执行,只历时两个多月。

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的当晚,在冀中平原农村的一间农舍里,聚集了当年曾经做过刘青山、张子善联络点的老房东、老党员、老同乡们,这些如同泥土一样质朴的农民,这些当年拼着身家性命掩护过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普通人,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明白眼前的事实,他们痛心地互相询问:“为什么他俩变得这么快、这么坏?”他们谁也回答不了谁。其实,即使是从青少年时代就与刘青山、张子善有交往并一一同投身革命的“老冀中”,对此亦相当震惊:“刚解放时,我到杨柳青张子善家做客,他穿得很朴素,连家具都没有,很是清贫。没想到,只一年多的时间,他竟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枪毙他们时,我在家里听广播,当时把我惊呆了。这怎么是真的呢?简直不可思议……”

三、薄一波曾经为他们讲情

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决的消息在内部传开之后,在河北省和天津市的一些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那些当年随着他们二人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干部,以战友情谊的关系疾呼:“他是有功之臣,千万不能杀呀!”“可以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干部们的这些呼声,都集中地反映到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那里。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的黄敬同志找到当时担任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同志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同志坚持要薄一波同志反映。薄一波同志说:“这样吧!我带着你,咱俩一起去见主席。见到主席后,你当面向主席申述理由。”黄敬同志说:“不,不,我说什么也不去,你是大局书记,你可以当面向主席讲嘛!”这样,薄一波同志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传达了这些意见。毛主席接着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些道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2页)听了主席的教诲,薄一波同志当即表示说,主席看得很深远,坚决按主席的意见办,把这二人立即执行枪决。

当时,中央指示,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之后,新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以警示世人。在宣传报道的问题上,当时《人民日报》一位负责同志向中央反映说,前不久,刘青山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并且被选为常务理事。为此,《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消息。现在,《人民日报》再发表刘青山处决的消息,恐怕在国际上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位同志建议,在发表刘青山被处决的报道时,可否把刘青山的“青”字加上一个三点水,写成“刘清山”。这样,在国际上人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刘清山,不是被选为常务理事的“刘青山”。毛主席当时明确表态说,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并且被选为常务理事的那个刘青山,是货真价实的刘青山,是不加三点水的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四、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后人

据刘青山结发之妻范勇(参加革命前名为樊桂兰,曾在天津地委文工团主演歌剧《赤叶河》)介绍,刘青山被处决后,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她传达了省委电话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并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抚养。”1952年的15元,基本上能满足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费用。

1962年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增多,就去省委要求增补生活费,省委决定给刘铁骑每月20元,铁甲、铁兵每人每月15元。这50元一直保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1952年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7岁、老二刘铁甲4岁、老三刘铁兵仅几个月。三弟兄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

1965年,刘铁骑报考了北京石油学院。当时石油学院招生办设在南开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拿着刘铁骑的成绩单觉得很纳闷,这是考清华的成绩,怎么报考石油学院?再看家庭情况,大吃一惊:“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政府处决。”招生老师顿觉事情严重,连夜返回北京向校领导汇报了此事。学校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同意接收刘铁骑入学。“文革”初期,范勇的家被红卫兵查抄,在校读书的刘铁骑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在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2年,他和刘继先结婚。刘继先也是南章村人,和刘铁骑的叔叔家只一墙之隔,两家人本来就处得很好。刘铁骑回到南章村后,两个人岁数相当,接触得多了,刘继先对刘铁骑兄弟几人的遭遇寄予了莫大的同情。她比刘铁骑早一年考入河北医学院,1969年毕业后分配到涞源县工作。当刘继先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告诉父母时,父母起初有些顾虑,刘继先对父母说,我不相信“血统论”能统治人们一辈子!身为安国县基层干部的刘继先之父见女儿如此坚定,就说,也好,找个知根知底的人,家里也放心。刘铁骑于1975年调到刚刚组建的廊坊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工作至今,刘继先也于1976年跟随刘铁骑来到廊坊。

老二刘铁甲“文革”前上高中二年级,“文革”后期在老家务农,用其母范勇的话说,就数铁甲吃的苦最多,也数他最能干。他去东北编箩卖艺,脚上穿着单鞋,两只手冻得不成样子,在冰天雪地中走街串巷遭了大罪。1976年,管道局在内部招工,刘铁骑给刘铁甲报上名,刘铁甲由此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刘铁甲现在华北油田二连输油公司维修处电工班任班长,其家属足临时工。铁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岑,中专毕业,现年27岁,已婚,在管道局承包的苏丹某项工程中任财会人员。老二刘岙,中专毕业,25岁,在上海管道局与日本合资兴建的一家公司搞集装箱运输。

老三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想入伍参军,因父亲的事被刷下来。不久县里给了他一个指标去曲阳煤矿下煤窑,才得以农转非,后调回安国。他有3个孩子,两儿一女。

刘铁骑现在廊坊市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工作,身高1。76米,天然卷发,戴副近视眼镜,风度儒雅。刘铁骑的居室为小三室一厅,家中摆设简朴,夫妻感情甚笃。其妻刘继先提前退休,原是管道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铁骑夫妇有一对令他们满意的儿女。

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光荣,但是他也给儿子们的心灵上带来永远也无法治愈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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