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和他的年代

2012年12月15日，北京崔健“蓝色骨头”演唱会。一块红布蒙住双眼，是崔健的标志，也是大多数崔健歌迷的记忆。（CFP/图）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兵马俑方阵、摩天大楼、毛泽东挥动巨手、抗美援朝的游行队伍、“小平您好”……
中国只有一个人会在演唱会上连环播放这些图片。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似乎暗示着演唱者某些挥之不去的情结。
他是崔健。人称“中国摇滚乐第一人”。
“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万众欢呼中，52岁的崔健略微弯曲的身影出现在幕布后面，挎着吉他，戴着一顶白色棒球帽。明亮的追光下，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浮现在黑色屏幕正中。这是2013年1月6日晚的西安，崔健2013年的第一场演唱会——“向信念致敬”。
幕布飘落，他出现在舞台正中，五千多名歌迷再次爆出一大片骤雨般的欢呼。他们心中那个一身绿军装，挎着一把吉他的长发青年仍在。他能召回他们的青春。
“向信念致敬”的名字是一个戴眼镜的络腮胡矮胖子起的，演唱会开始不久，他就开始挥舞双手，带着周围一群年轻人高喊“牛B”，喊得主办方负责人——西安音乐厅总经理曹彦恨不得冲过去揍他。
这个激动的胖子，是音乐厅的策划总监曹继文。兴奋的同时，他会不时履行自己的职责，把那些站到椅子上拍照的人揪下来。1990年，刚上高中的他就在崔健西安演出的观众群中。
在举办这场演出前，西安音乐厅做了市场调研，结论是：百分之六七十社会中层以上男性对崔健有或多或少的情结。但在路边做随机调查，崔健的知名度就急剧降低了。
曹继文坚持：这场演唱会，最有可能买票的，就是自己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向信念致敬”这个名字更有商业号召力。他说服了所有人，演唱会的海报也用了崔健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封面的那张红色头像。年轻，锋锐，桀骜不驯。那是二十多岁的崔健，也是一切年轻人的模样。
1985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1985年下半年，中国摇滚乐孕育期，整个北京地下音乐圈到处弥漫着深重的压抑感。包括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演奏员崔健本人。
压抑首先来自生活。这一年6月，“七合板”乐队被迫解散，它是中国摇滚乐最早的乐队之一，崔健是其中成员。解散时，它刚活动了不到一年，出版了一张以翻唱美国民谣歌曲为主的磁带。
团里的女书记找他们谈话：“你们要么在团里老老实实干，要么退团，把乐器交回来。这乐器都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找到乐队队长、北京歌舞团的琵琶演奏员文博：“你们搞这种音乐，要干什么？”
那是一个离开“单位”很难谋生的年代。乐队解散几年前，《中国青年》杂志掀起的大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被叫停，编辑部被迫写检查，收到的六万多封青年来信被集中销毁。
“七合板”的七名成员全部来自北京歌舞团，离开四五十块的月工资便无法生存。他们只能回去，继续“百鸟朝凤”、“丹凤朝阳”。
崔健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忱的青年。“七合板”另一个成员杨乐强是崔健的多年好友，熟到对他和女朋友打架的细节都一清二楚。今天他还记得，工作初期，崔健在一个清晨敲开他的房门，满脸兴奋地给他看一条满是兜和拉链的牛仔裤，刚买的。“怎么样？操，哥们儿现在更热爱生活了！”
当时的北京地下音乐圈，崔健虽然很被看好，但远不是一枝独秀。有潜质的人很多，有后来同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出场的孙国庆、王迪、丁武，有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的常宽，有英语娴熟又能及时获取西方摇滚资料的曹平、曹军兄弟，还有出自音乐世家的年轻人高旗、何勇……即使是在“七合板”内部，崔健也只是三个主唱之一，而且年龄最小。磁带的封面是七个人叠成四层人梯状的合影，身高一米七三的他在最右下方。
回到家，崔健要面对一个更加逼仄的空间。那是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栋筒子楼，他父亲单位空军军乐团分的一套老式两居室，没有客厅。崔健和一张桌子、一堆吉他、小号、乐谱、磁带，还有弟弟崔东一起挤在小屋，吃饭都要去父母卧室。
“那时候崔健真是一无所有。”认识崔健时，曹平不过是一个懂英文的导游，戴着墨镜参加各种音乐比赛，上台弹唱甲壳虫乐队的歌，还没有后来“中国摇滚传教士”的称谓。他说自己当时“特别不懂事”，崔健父母留他在家吃饭，他从来都一屁股坐下。
中国第一代摇滚青年，几乎个个有被父母责骂的经历。“工作要丢了，你能干什么？这摇滚乐是美国的……那是美国！”
崔健的父母已经算宽容的了，从来没有给过曹平脸色看。但终于有一天，崔健阴着脸说：“今天我们俩不在家吃了，出去吃。”
两人站在河堤上，崔健开口了：“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他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
这是崔健在当时中国地下音乐圈内独一无二的特性：他做原创。1985年开始不到两年时间，他已经写出了13首作品。
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翻唱英文歌；也没有跟随西方的吉他英雄，苦练吉他——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更不想做一个鼓手——每一支乐队都要争抢的稀缺人才。这正如他踢球的风格：速度并不快，技术也一般，但懂得跑位。他只是默默蹬着自行车，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音乐理论，和坚持自学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的英语。
当时的社会，有接受“一无所有”的深远土壤。“社会上人人都压抑。只要你有一首歌能让他们喊出来，就能火。搞摇滚乐的人也压抑，大家都憋着。盼着有一天能出来一个。”曹平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
与普遍存在压抑感的社会青年相比，大学生是中国摇滚乐另一群巨大的潜在受众。“每次到大学去演出，一开幕，学生只要看见台上的架子鼓就欢呼。”作家李克在《摇滚梦寻》中如此描写1980年代末的中国摇滚演出现场。
“那时候我们的确一无所有。”1983年北京市文科高考状元、就读于北大社会学专业的李国庆（现当当网总裁）形容自己那一代大学生。“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口号就产生于北大。在高考升学率只有3%的1980年代初期，“天之骄子”对大学生而言，是不折不扣的正面评价。这些目睹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废待兴，又凭自己努力考上大学、拿到“国家干部”身份的年轻人，充满改造世界的使命感。那时候，他们与崔健相逢。
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举办了一场音乐演出，主角是有外国留学生参加的ADO乐队。这支乐队的成员之一、马达加斯加人艾迪到今天还在为崔健的演唱会担任主音吉他手。崔健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当时还没有今天脍炙人口的“一、二、三、四”，而是一首Blues风格很重的抒情作品。
演出到一半，来了几个扛着摄像机的老外，听说是CBS的记者，来拍“中国的摇滚乐”。杨乐强冲上舞台，把崔健扛到肩膀上，让他更高一点儿；何勇则和大学生们在台下喊：“他叫崔健！His name is CuiJian！”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崔健掉眼泪，也是惟一一次。”曹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崔健说自己早期的音乐其实是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崔健工作室供图/图）

1986年5月9日：“他给我们喊出来了”
随着《一无所有》在“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公开亮相，中国摇滚乐的生日已被普遍公认为1986年5月9日。
在正式演唱之前，担任这场演出伴奏键盘手的中央乐团音乐人梁和平已经在排练时被震撼过一轮。
如果说《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标志，梁和平就是为这首歌发出第一个音符的人。在拿到功能谱、按出键盘上的一个长音时，他还不以为意；等崔健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他骤然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知道，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期盼的“某种东西”。
崔健穿着王迪父亲的一件旧褂子，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上台演唱的形象，已被载入各种“改革开放30年”媒体专题的镜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内心的庆幸。如果不是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点头，这首带着明显西北风的情歌将就此湮没，再出头不知何日。
崔健抓住了机会，“百名歌星演唱会”是前后十年间中国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场音乐会。虽然有些人甚至刚听第一句就愤而离席，但王昆自有她的底气。她丈夫周巍峙曾担任过文化部代部长。
曹平演出结束去道贺时，记得崔健说了一句话：“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妈妈。”
“一无所有”之后，音乐界的气场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被惊到的主流人士默不作声，似乎在等待“上头”发指令；地下音乐圈则暗自兴奋，或羡慕嫉妒恨，或决心奋起直追。曹平再也不说“崔健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了，下决心做了一名专教各种乐器技术的摇滚乐教师与研究者。
崔健的分量迅速变重。臧天朔曾大叫：“崔健看不起我？我剁了他的手！”——他很在意地以为崔健看不起自己。后来担任黑豹乐队主唱的秦勇则说：唱完《一无所有》，别人就只能跟崔健走了。
《一无所有》开始在社会上以野火之势蔓延，这首歌传到美国，有十年知青经历的艺术家陈丹青听得热泪盈眶。“这首歌是社会上所有苦逼和屌丝的心声，他给我们喊出来了。”2012年11月，陈丹青站在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回忆说。
这种传唱的范围也包括同行。有一天，曹平去孙国庆家，发现孙正在清唱《一无所有》。发现他来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拿这歌练练嗓子。至于后来孙因为在磁带中翻唱这首歌而被崔健指为侵权，则是后话。
需要强调的是：《一无所有》给崔健带来的社会压力远远高于赞誉。1987年初，已经从北京歌舞团独立出来的北京交响乐团贴出一张海报将崔健劝退，理由是他不务正业，耽误团里的工作。
当年年底，曹平盘算办一场崔健的演出。他找了北京一所大学提供场地，又自作主张定了崔健和每个乐手的演出报酬。那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听说了，问：给崔健多少？他说：一百元。书记顿时勃然：怎么，他刚唱完《一无所有》就想应有尽有啊？这场演出就此夭折。
得知此事的崔健沉默了一阵，开口了：“我们这么多年创作，排练，谁给过我们钱？”
沉默和眼袋一样，是崔健的突出特征。多名与他相交几十年的朋友都证实这一点：崔健最愤怒的时候也不会大喊大叫，只会默默走掉。
直到1989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平生第一场个人大型演唱会上，崔健才开始回击。中场休息时，一位著名笑星扔下一句话走掉：这不就是一帮小流氓么？崔健听到了，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余名观众：“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帮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的话，那么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全场欢声雷动。
这一年，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在他一再坚持下，原本只需几天的录音过程反复磨了近一年。这盘磁带仅在四川省就订出40万盘。这还只是正版的数量。这张专辑，至今也被公认为崔健最经典的一张。
由于崔健是“个体户”，没有可供通信的地址，磁带里附着一张纸条：如有质量问题，请与中央乐团梁和平联系。梁和平成了崔健的邮递员。每隔几天，他抱着一堆来信去找崔健，两人同看。他逐渐明白了自己当初被《一无所有》震撼的缘故。
2010年左右，央视做崔健的人物专题，要采访梁和平。梁和平构思了几天，抓起电话打给了崔健：“你知道你像谁吗？我告诉你，你就像但丁，文艺复兴的但丁！”
“现代西方世界起源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场必要的精神革命：文艺复兴。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从承认自我、承认人性开始。崔健就起到了这样的启蒙作用。”梁和平发现，当年那些歌迷来信几乎没有人把崔健当作一个偶像歌星来崇拜，而是纷纷倾诉：他们从崔健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信。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音乐理论家金兆钧则评价：《一无所有》这首歌不仅属于青年，也属于全民。“当崔健变成一种自觉行动的时候，他不可能不代表这代人。”
今天的崔健谈到这里则笑笑说：其实，他的早期音乐充满了“行走”，都是在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这种东西可能比较受青年欢迎吧。”

1990年，崔健以“为亚运义演”的名义进行全国巡回演唱会。成都站演出结束后，巡演被叫停，原因是“现场煽动性太强”。（肖全/图）

1990年：“演出就此结束”
“同志，我来联系一件事儿。崔健要来郑州演出，想请咱们学校多多给予帮助……”55岁的作家赵健伟依然记得自己二十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在那个湿漉漉的早春。
1990年初，赵健伟是崔健团队的宣传员，拿着200元的月薪，帮崔健“为亚运会集资系列义演”打前站。第一站北京，第二站是郑州。大学是个大市场，他跑到郑州大学团委，想请他们帮忙在食堂这样的地方贴几张海报。那时，海报就是最有力的宣传手段。
值班的是个年轻姑娘。“崔健……好呀！他什么时候来？”答应得极痛快。
几天后，这个从小到大一直的乖乖女，给家里留下一张纸条，跟赵健伟坐火车去了崔健演唱会的下一站。今天，他们俩的儿子正上高三。
1990年对于摇滚乐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前苏联的摇滚乐之父，1962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第三代韩裔移民、曾获得戈尔巴乔夫接见的音乐天才维克多·崔，在1990年因车祸早逝，年仅28岁。他的歌至今仍在俄罗斯传唱。
另一个是崔健。这一年，他发起了一场中途夭折的全国演出。这场前面挂着“亚运”二字，带有官方色彩的演出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本身也充满了悲喜剧。
“女子十二乐坊”创始人王晓京现在还很自得。去见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张百发那天，他和崔健迟到了二十分钟，还被接头的官员训斥了一顿：百发市长从来没这么等过人！
“张百发很欣赏崔健。态度很和蔼，说：‘感谢你们为亚运会做贡献……’”跟亚运会挂上钩，以便打开局面，这个创意最早出自崔健的父亲。
得到张百发首肯，演出团队很快搭建起来。王晓京做经纪人，赵健伟管宣传，崔健本人及乐队，北京市演出公司经理路建康担任团长，亚组委出了两名官员，再加上录音、混音师、舞美……浩浩荡荡四十多人，路线定好三条。首先是“西南线”，北京、郑州、西安、武汉、成都，回到北京休整一下；然后是“华东线”和“东北线”。
让王晓京自得的，还有跟亚组委谈判，帮崔健争取到了全部演出曲目。
“《一无所有》能有什么政治隐喻呢？那是一爱情歌曲，那是他给前女友写的；《解决》、《这儿的空间》是跟性有关的，《最后一枪》是给电视剧写的一个插曲，那个‘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意思就是‘让我死了算了’；还有《一块红布》，咳，他就拿块布蒙着眼睛一唱，您就让他唱了不就得了……”王晓京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从1月28日的北京工体，到4月9日的四川省体育场，西南线演出的五个城市场场爆满，包括“全国演出最难搞的城市”郑州，和费翔演唱会只卖出六七成票的西安。
在西安，一个名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喊得嗓子哑了一个星期，几年后她毅然退学，考上了艺术学院。今天她叫闫妮：崔健点燃了她对艺术的向往。否则，她现在就是一个会计，绝不会出演电视剧《武林外传》。在成都，一个名叫唐蕾的姑娘冲上舞台，狠狠亲了崔健一口。她后来成为著名的“成都摇滚教母”，专门资助新生的摇滚乐队演出。
肖全也是在这时与崔健相识的。当时，他还没有“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这个称呼。压轴的歌是崔健用轻摇滚方式翻唱的《南泥湾》。整个成都疯掉了。维持秩序的女警察和人群一起手挽着手，高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肖全泪流满面。从此，他经常一边在暗房里放崔健的歌，一边冲洗三毛、姜文、张艺谋和杨丽萍的照片。
1990年4月12日，崔健团队回北京休整。没几天接到通知：演出就此结束。
一位团队成员记忆中，亚组委的原话是：“快到6月了，亚运会的工作很紧张，就不用继续办了。怕活动人多的时候出现被坏人利用的情况，给亚运会抹黑了。虽然你们当初跟亚运会提出捐助100万的目标没完成，但是没关系，不用了。谢谢你们啦！”
肖全不久就打听到，有人打了一份报告，说崔健的现场煽动性太强。原话是：“这哪儿是演出，这分明是闹革命！”由于挂着亚运会的名头，各地政府都将这次巡演看成官方行为，派了官员到场。在梁和平拍的录像上，他们的表情是尴尬和震惊。
“他们怕出事儿。”梁和平的弟弟、后来担任崔健经纪人的梁卫平也参加了这次巡演，“万一出点事，谁兜着？”
被叫停后，亚运巡演团队就此解散，演出团团长路建康被免去了北京市演出公司的经理职务。
路建康后来担任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制作总监，接受过不少次媒体采访，从未详谈这段经历。但他始终没忘另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扣除成本，崔健的西南线演出一共盈利25万元人民币，崔健打算将之捐给亚组委。结果，北京市西城区税务局扣下了这笔钱。理由是：征税。
根据赵健伟的记叙，税务局的理由是：这25万元作为崔健个人向亚运会的捐款，必须同时交纳60%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15万元。
2013年1月，南方周末记者问崔健：后来那25万元怎么样了？崔健笑笑：“忘了。”
1992年：“顶多有点朦胧艺术的成分”
“警察把演出封了，还让我们挂出一块牌子：因为天气原因，今天演出取消。”
塞万提斯学院北京分院院长易玛·冈萨雷斯·布依的抽屉里，至今保留着1987年拍摄的一叠崔健演出照片，背面已被时间印上一块块明黄色。
那时，她还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留学生，认识崔健之后，开始悄悄组织他的演出，包下一个酒吧，卖十块钱一张的票，支付场地成本后全部分给崔健和乐队成员，自己纯粹义务帮忙。
这样的演出经常在开演前一小时被警察查封，只能退票。警察有时会责问她：你怎么不申请呢？她说：谁会批啊！
她完全没想到，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十几年。崔健遭遇了中国摇滚界无人不知的“封杀”。
“封杀”的确切含义是：无法拿到在北京进行大型演出的批文，也无法出现在电视上。
1987年，崔健翻唱《南泥湾》触怒了一些人，他变成了“麻烦制造者”。亚运巡演夭折后，崔健更陷入了这种状态。北京的演出不可能得到批准，各地的演出商也都在观望。有一种说法是：崔健喜欢在演唱歌曲的间隙说一些煽动性很强的话，惹得官方恼怒。
直到1991年2月，一个大胆的商人请他去广州做了一场演出，外地的局面方才打开。但是，北京的大型演出始终得不到批准，他只能在酒吧和迪厅里活动。从1990年4月亚运巡演归来，一直到2005年9月24日，崔健才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办了自己的大型演唱会“阳光下的梦”。
1993年，曹平的女友在央视实习，看到过内部指令：禁止崔健上央视。
做过崔健多年录音师的曹军回忆说，1990年代他去申请演出，和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市场处的处长闲聊，对方点着自己的办公桌说：看到没？我这儿玻璃板下边压着呢，崔健是不让演的。
“那个处长其实私下里很欣赏老崔，还去看过好多场演出。但这事不是他能定得了的。”梁卫平补充。
“封杀”也是有缝隙的。1992年末，崔健在北京展览馆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大型演出“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感觉——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它是中国现代音乐演出的一个节点。
梁卫平回忆，中国癌症基金会的一个副秘书长找到他问：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办一场演出？他说：可以啊，不过你得负责弄到批文。
中国癌症基金会的创始人、八十一岁的著名肿瘤专家李保荣对南方周末记者清晰地回忆：“1992年，我是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理事长是李克农上将的女儿李冰。为了呼吁社会支持抗癌事业，营造影响，我们想到了摇滚乐……”
八十高龄还在上班、出差的李保荣，谈话中仍不离“资产阶级倾向”“社会主义道路”与“党的领导”，但颇有点严肃地声明：“我是支持新生事物的。”
他当面检查了崔健的全部歌词，结论是没有政治倾向，也不颓废，“顶多有点朦胧艺术的成分”。过了几天，批文真的下来了。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亲自挂帅，要把崔健的这场演出变成警方工作转型的试验田。“找我去问国外摇滚乐演出怎么搞安保的。”梁卫平这才知道，原来北京警方对这类音乐会的安保毫无经验，更没有模式。“从前，他们印象中的音乐会观众都是规规矩矩坐着听完的。”崔健此前的历次演唱会，都搞得各地警方人仰马翻。
演出效果非常成功。近20万元盈利全部捐给癌症基金会，崔健没有要任何报酬。第二年，他又为北京市体育总会办了一场募集资金的义演，方式如出一辙。
北京大型音乐演出的安保工作，从此有了统一的模式，由警方的文化保卫部门转归治安部门负责。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设计，沿着VIP观众席坐满一圈，把观众包在当中，这叫“镶边儿”，中间再安插一定数量持票入场的便衣；武警四处巡逻，见到有站起来的歌迷就跑过去按其坐下……有许多安保措施一直用到现在。也是从这场演出开始，警方开始对演出方收取一定的安保费用。
上国时代公司董事长方馨承办了崔健2011年7月的济南演出。警方对她说：崔健的演出，要收取最高的安保费用，一分钱折扣都不打。“二十年前他在这儿办演出就踩坏过椅子。”

从翻唱《南泥湾》开始，崔健成了一些人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但崔健想做的是“永远的批判者”，用批判让社会改进：“等到文明进步，我还会站在更高的标准上批判”。（崔健工作室供图/图）

2005年9月24日：“他不是麻烦制造者，他是沟通者”
谈启蒙

过去的东西都是过去，你参与它干吗？你复制它干吗？一点意义都没有。再牛B，再傻B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很多人抱着1980年代说想回到1980年代，我说1980年代的启蒙只不过是躺床上赖床，现在你是站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站不起来，你那时候白启蒙了，你躺着躺着又睡着了，而且睡得更深，那种启蒙就没什么意义。

谈“撒野”

我原来确实有很多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比如容易害怕。我最近说话越来越胆大，确实有变化了。我们以前也有胆大的时候，比如在舞台上唱“撒点野”，当时很多人说，你怎么可能唱这首歌呢？你怎么可能用红布蒙着眼睛唱歌呢？你怎么可能在台上骂“去你妈的”呢？我得说：去你妈的，我才不管，我必须得先做出来再说。

(冯翔)
对自己无法在北京举办大型演出的这十几年，崔健从未公开评价和抗议过。“我感觉不到自己被封杀……我们小型演出、外地演出一直没断。”
尽管他不排斥接受采访，但从来都只说观点，极少提及具体现实，更不用说心理动作了。公众和媒体只能从他1994年出版的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中，窥测一二。“我们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我要结束这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红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后一张被歌迷广泛接受的专辑。至今，他的演唱会绝大部分曲目都出自他的前三张专辑。
崔健女儿的干爸爸、美籍犹太人Kenny 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那段时间崔健极为难受。“他说，如果在成都演出，会有三万人去听。可北京是他的家乡，却不能在这里演唱。”
“有人可能会以为崔健是一个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但他不是，他是沟通者。”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二十年前给崔健担任法律顾问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大中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见。年过五旬，他仍记得崔健对他的长篇内心倾诉：“搞摇滚乐，就要对现实批判，以一个批判者的角度，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社会批判。摇滚乐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最初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要批判现实。社会是要有人歌颂，也要有人批判的。批判最终极的目标，是使社会得到改进，文明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等到文明进步了，我还应该站在更高的标准再去批判。我永远是批判的。”
1999年，陈戈回国创立了普徕文化公司，打算把美国经纪公司的模式搬到中国，签约的第一个歌手便是崔健。他在北大上学时是崔健的歌迷，想了很多办法打破“封杀”。
他选择电视作为突破口，找杨澜给崔健做了一次专访。她和丈夫吴征都听崔健。然后他联系湖南卫视，对方很有兴趣，请崔健在现场演出。“演出之前接到广电（总局）的电话，说最好别办这个；湖南说那好，您给我下个文，我就停。那边就没回音了。”
2000年10月9日，崔健参加了十二家唱片公司为宣传反盗版联合发起的大型演唱会，“反盗维权中国华语力量总动员”，经过一番至今不能详说的运作，文化部允许他的名字出现在演出名单上。陈戈说，此举是北京方面后来逐渐敢于放开对崔健限制的原因之一：演出性质是公益的，而且“国家部委都批了”。此后，他继续打这种擦边球，一步步地消除崔健的“敏感”印象。
2004年初，陈戈和崔健的合约到期了，没有续。由于盗版猖獗和网络下载，他的公司几乎收不到唱片版税，濒临倒闭。
也在这一年的1月16日，崔健为伍佰的北京演唱会当演出嘉宾，他自己买了些票送给朋友。曹军是受赠者之一。他说：“我终于能在北京演了，你来看看吧。”
“我正好认识伍佰的团队，就想，这或许是个机会。”时年26岁的原普徕公司员工尤尤成功地帮崔健申请了这次登台演出。之后，就是2005年9月24日的首体演唱会，“阳光下的梦”。崔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
尤尤问崔健：“你说过，年轻人永远是对的。那么你能不能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崔健想了想说：“好。”她就这样做了崔健的经纪人，一直到今天。
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段“封杀”的历史，试图理解它与崔健的关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采访他：你的成功是否来自对你的限制和压力？崔健沉下脸说：你这么问是对我的侮辱。
王小峰把意见写在了博客里：“我并没有小看崔健，也没有侮辱他，这是事实……崔健的很大一部分魅力来自他的叛逆，这种叛逆的反作用力确实来自对他的压抑，生活中的和官方的。”
被崔健称之为“中国最早研究摇滚乐的人”的曹平见解颇为独特：如果不是“封杀”，崔健的地位可能会下降，“放开了演，商业上他会获得的利益更大一些，但可能观众也看腻了。”
“封杀”未尝不是一种机遇，文博提起自己的往事：北京交响乐团强迫“七合板”乐队解散，也劝退了“执迷不悟”的崔健，但不久就无法忽视社会对电声乐队的需求市场。文博在团里找几个乐手，以歌舞团的名义搞演出，每人分得的收入可达工资十倍以上。
1990年左右，他以这些乐手为核心，停薪留职去福建等地的歌厅演出了两年，有时候一个人每月能分上万块。
2012年：“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
“封杀”的年代远去了。不知不觉间，当年那个眼神锋锐、一身绿军装的愤怒青年已届知天命。“改革开放”也早过了它在中国的三十周岁生日。
几十年来凌晨五点睡觉、下午两点起床，崔健眼袋还是很深。他从不碰毒品，酷爱游泳健身。当时总桀骜不羁抿着的嘴角，现在时常露出笑意，下巴上总是刮得很干净的胡茬已经见白。聊起当年批准他上台演唱《一无所有》的王昆，他说：永远都应该感谢她。
接受媒体采访时，崔健坦言，自己的经济能力已经超越了年轻时的几十倍。他不认为经济地位变化会削弱他的力量，强调“批判性尖锐性比过去强100倍，你们听不懂”；但他也承认，已经从“感受生活”，变为“观察生活”。
如今崔健的演出审批已不受什么限制。相反，他开始主动抗拒。当年电视台不让他上节目，现在则是他拒绝电视，因为现场演出效果很难达到他的要求。经纪人尤尤劝说了他很久：“不是观众不选择你，是你没给他们选择你的机会。”他才有限地参加几次。
“现在电视台都找我们，去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摇滚乐到底是被中国接受了。可是滞后了二十年。”崔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现在写的歌上电视也不可能。这就是面子在作怪。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早晚会接受，但他们宁可放慢历史发展的步伐。”
现在的崔健，与现实有了某种程度的相互宽容。尽管他仍然不愿意在采访中谈《一无所有》，但已经对摄影师更加耐心；在演唱会上也一定会唱那些他最经典的老歌。而不再像十年前的他那样非跟观众较劲。他似乎理解了歌迷们对青春理想的怀念，正如他不再穿绿军装，却坚持用一颗大大的红五星作为自己的标志。
不再一无所有的崔健还愤怒吗？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没有答案。
他的音乐，正和他的脸庞一样，少了很多棱角。他对编曲技巧的操控更为圆熟，他的现场演出越来越像一场展示个人才艺的音乐盛宴，他也一如既往地对新歌坚持完美主义，稍有不满意就推翻重来。但他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演唱会上，他费尽心血写出的新歌引不起共鸣。它们不在这场万人合唱的卡拉OK大赛曲目里。
“连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讲不清楚现在这个年代是怎么回事，你又能要求崔健说什么呢？”王小峰持续采访了崔健十几年。他认为，崔健不再能代言时代原因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这个混乱、光怪陆离而又浓缩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和现实。
Kenny Bloom谈到这里一耸肩：“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在2012年12月15日的北京演唱会上，崔健几次号召观众站起来听，但现场观众站起来的并不多。“比崔健更尴尬的是观众，你可以随便站了，你却站不起来了。”二十年前看过崔健演出的诗人高星如此写道。
尴尬的原因主要在于：演出场所万事达中心的一万余个座位大多设在高高的看台上，稍一站起来就有令人腿软的危机感。真正站起来的，还是2013年1月6日西安的“向信念致敬”。
西安市国际会展中心的一间展厅，空空如也，椅子都是临时摆放的。所有人都脚踏实地，导致惊心的一幕出现得很快。事先警方已经声明不许观众站着，结果崔健刚唱第二首歌就一声令下：“大家都站起来跳舞好吗？”全场五千人轰隆一声，齐齐地站起来。还有人站在椅子上。不少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头缠红布，跳着喊着。
没多久，后排观众开始举着荧光棒和相机涌向前排，最后整个展厅变成了一个巨型的live house，所有的人都成了票价2013元的VIP观众，把他们按回座位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种狂热背后的甘苦唯有主办方——西安音乐厅知道。他们没想到，办一场崔健的演出是如此艰难。
能让观众站起来的演出地点不好挑，西安的演出场所要么太小要么太远。等签了合同，去审批时，赶上一切活动审批暂停。“你搞摇滚乐的演出，人都站着，太可怕了，我们都心惊胆颤的。”负责具体操办这场演出的西安音乐厅市场部部长罗敏每天都得去跟警方磨合，汇报安保方案、票务方案、现场搭建方案……一直磨合了几个月。
最惊心的一幕，也是歌迷们最狂热的时刻出现时，现场一位负责安保的人揪着罗敏：“再有人站着，我就把你抓起来……我要给你断电！你现在就上台去说，演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