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不堪回首的毛时代

毛一方面试图想通过暴力斗争毁灭传统文化，一方面又大搞个人崇拜，打击政敌。毛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一点，凡过来人都应有切身的体会，但却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认识。更为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尤其是对历史的丑陋总是讳莫如深的。

【第一：毛时代是一个极端专制、万马齐喑的时代】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道理毛本人一定很清楚，但他更是深谙“民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手段，而且运用起来比“弱其志，强其骨；空其心，实其腹”的古训要高超得多，也娴熟得多。毛时代的中国，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政治学习的强大威力，所谓政治学习，目的就是要用“我”强行灌输的思想彻底取代“你们”的个人思想，即所谓“洗脑”。我们还有形成网络的宣传体系，城市不用说，农村后来也是发展到村村有广播，户户有广播。如果有人不幸而拥有了自己的思想，那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这种不合时宜的念头在心中彻底腐烂，化为泥土（这是多数人的选择），要么就接受厄运（３１７万右派分子）甚至死亡（刘文忠、林昭、吴晓飞、张坤豪、遇罗克、毛应星、忻元华、陆兰秀、李大申、张志新、史云峰、武文俊、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等人）的挑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使肉体和灵魂一起毁灭，然后彻底腐烂，化为泥土。那个时候，收听外电广播被称为“收听敌台”，是要遭到镇压的。几乎每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中，都设有干扰外电的设施，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高高兴兴、无怨无悔地接受我们的救星赐予我们的一切。

在毛的号召和提倡下，也曾有人提出自己的意见，那多数确实是出于善意的客观的批评。可是很快，当形势急转直下时，３１７多万人措手不及中就变成了反党分子，妻离子散，受尽磨难。右派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那个时代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知识啊。毛却振振有辞地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这叫引蛇出洞”。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毛的问题，不仅仅是治国方略方面的失误，同时也存在着人格方面的严重缺陷。

在那样的时代，毛需要靠大搞个人崇拜来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也需要靠这种等级制度维护自己的特权。即使已沦为阶下囚的“奴隶”们也可以通过出卖别人、出卖灵魂来表忠心，进而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因而，那时的人们都是自觉地在维护着这样的制度，维护着一种虚无的信仰，维护着一个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神像。

【第二：毛时代是一个法制废弛、人性沦丧的时代】
从土改的斗地主开始，就埋下了“共和国”忽视法制，践踏人性的种子。所谓土改，固然是发动农民从地主的手里抢得土地，然后由农会将土地分发给贫苦农民。这一点，在小农经济时代，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为了政治上的稳定，为了笼络民心，是完全必要的。分发土地的同时——公开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地主的反攻倒算——在各地都进行了残酷的斗地主的运动。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之辈，乖戾暴虐之徒，施以刑法的惩治固然是必要的。可惜，我们的做法是由普通农民集中起来批斗地主，由群众申明罪状，同时施以拳脚、棍棒，或者直接刀锯加颈，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人士在场，转瞬间即可毁灭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倡导人们灭绝人性的运动，在真正的文明时代和法制国家里是难以想象的。更可怕的是，这种运动对在多大范围内“揪”出多少个“恶霸地主”是有明确要求的，因之冤假错案（如果能算作案件的话）丛生。解秘以后，我们才知道，连当年那个闻名遐迩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也是蓄意虚构的。

这种践踏法律、灭绝人性的情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更是发展到了极至。在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公安部的调查人员的调查结论是，没有找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可是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却说：“既然毛主席说他是反革命集团，那就是反革命集团吧。”简直比莫须有还要莫须有。于是按照结论“反革命集团”的要求，去虚构材料，罗织罪名，于是一个精心建构的案件就成为了“事实”。５７年反右，也存在着分配指标的怪现象，各地各单位各部门都要按要求抓出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实际上也是先拿结论，再编证据。十年浩劫中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随手找出几例就足以令人发指。

柳州地区有两个县，因载入史册而世界闻名，一个是大跃进因放出亩产十三万斤粮食的大卫星而造成大饥荒饿死人的环江县，另一个就是文革期间发生大规模吃人肉惨绝人寰事件的武宣县。随着解放军“支左”介入实行军管，支持“联指”坐大，１９６７年秋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四.二二”。八桂大地到处出现乱抓、乱斗、乱杀“四.二二”的红色恐惧。发生在广西各地骇人听闻的人吃人的野蛮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大量史实证明，屠杀者和吃人者都是保皇派的“联指”。大批被屠杀者和被吃者都是造反派“四.二二”，以及同情“四.二二”的群众和无辜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自治区党委领导韦国清、刘重桂等人则回答说：“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 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见一斑。

【第三，毛时代是一个国力衰竭、濒临亡国的时代】
毛主政期间后指挥过劳民伤财的镇反、暴力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大小７０多次政治运动。仅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安部长罗瑞卿在运动结束时公布处死了７１.２万人。１９５８年５月３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定为右派分子３１７万８４７０人，列为中右１４３万７５６２人。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２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记述了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４千万左右。据估计，三年大跃进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１２００亿元。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死了２千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１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８千亿人民币中央电视台。（来源：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１页，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第２版；马立诚、凌志军着《交锋一一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第９页，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第１版）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５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３０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８０％，超过了建国３０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的《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记载了文革期间有３年经济负增长：１９６７年增长-５.７％，１９６８年增长-４.１％，１９７６年增长-１.６％。１９７８年２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１千亿元，钢产量２８００万吨，财政收入４００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总共约有１千多万人家被抄。据统计，仅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１１.４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８万５１９８人：上海市从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８日，红卫兵共抄家８万４２２２户。到９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１.２万户。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奇珍异宝、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北京在１９５８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６８４３处文物古迹，竟有４９２２处在１９６６年的八九月间全部毁掉。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２月７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在曲阜共毁坏文物６千余件，烧毁古书２７００余册，各种字画９００多轴，历代石碑１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７０余件，珍版书籍１千多册，这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之一。

【第四，毛时代是一个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
在１９９８年改革开放２０年大型文献记录片中披露：文革十年造成了约３千万冤假错案。遭到政治迫害的领导人当中：中央军委副主席５人；国务院副总理１２人；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３人；中央政治局委员２２人；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９６人；中央六大区第一书记４人；中央监委委员３４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６０人；全国政协常委７４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１１人……”

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在第１９６页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因为为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判刑、处死的，约３万人，至于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则更多。据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０年９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２.６万多件。人民稍有不慎，即遭灭顶之灾的例子还少吗？不小心把领袖的画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领袖画像的旧报纸剪了鞋样，不小心在早请示晚汇报中放了个屁，不小心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感叹号写得上端稍稍弯曲一点（革命小将说是问号）……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于是遭受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批斗，这种事情还少吗？

文革研究者徐友渔说：“文革是一场极其复杂和特殊的政治运动，其间波诡云谲，潮流反复多变。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几乎没有贯穿始终的左派。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这个阶段一些人是天之骄子、革命闯将，下个阶段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右倾复辟的急先锋，因此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无例外地具有两重性，一段时间属于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时间厕身于整人的队伍。”我们千万不要再沉迷于政治幻想中了，千万不要再沉迷于对政治偶像的崇拜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