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工人的旧王国：将“螺丝钉”用到极致

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爸潘兆芬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

　　我出生的这座王国叫铁路。直到几年前，王国里还什么都有：铁路工人集中居住的宿舍区，医院，法院，检察院，少教所，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英语里一直找不到对应翻译的“单位”，在这座庞大而封闭的王国里被放大到了极致。

　　在铁路王国长大

　　我妈说当初嫁给我爸，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这座王国让她有安全感和优越感。他们从来不说“爱”。

　　那时是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中国支援非洲兄弟坦桑尼亚建设铁路的一员，坐着当时稀罕的大飞机回国的我爸送给我妈的彩礼是一台14英寸进口彩电。在那个年代，这给一个年轻姑娘制造的惊喜无异于现在收到一把能打开北京东三环某套房子的钥匙。

　　那时恰是铁路最好的年代。彼时的中国，经济发展为纲迅速淡化掉“主义”的争论，人流与物流一夜间活络了起来，作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火车奔流南北，穿梭东西。铁路工人的饭碗不仅稳定，且盛的“饭”比其他单位都要多。

　　生于1980年代初的我，无论上学、看病、看电影，都没有离开过这座王国，除了去亲戚家。他们都生活、工作在市区，那时他们都想成为我们的王国的一员。

　　小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家和他们家，总是隔着一条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界限。

　　一个印象最深的经历是，我爸送我去另外一个城市读高中，在学校附近被一辆摩托车撞伤了，我妈和我心急如焚地要送他到最近的医院时，昏迷中的爸突然清醒过来：“就去铁路医院，否则报不了销！”

　　当年我考入的这座学校，是铁路最好的高中，同时也是省重点。理论上，入读我所在的省会城市的重点高中更方便，但那条隐形的界限再次隔断了我们在地理上的关联。老师说，铁路子弟考铁路重点，市区孩子考市区重点，两套系统不一样。

　　上铁路重点高中，考省外重点大学，当时并非我爸我妈的初衷。他们早早给我设计好的人生道路是：考铁路技校，毕业后顶我爸的职，成为这座王国的一颗螺丝钉。“顶职”是当年众多铁路子弟的首选前途。比如，列车员的儿子可以接老爸的班做列车员，学校老师的女儿也可以接老妈的班继续做老师。

　　这只是王国的福利之一。其他台面上下的福利还包括：凭工作证或一张熟脸，免费乘坐省内火车；春节期间，帮亲戚朋友弄火车票；许多铁路工人的家庭——包括我们家——都用着印有“铁路”的餐盒、筷子、纸巾和塑胶袋。公私无界限，这也算是“单位”的体制病。

　　还有更大的福利。当年货运力有限，车皮成了稀缺资源。在我念小学时，我爸和同事经常有饭局，也带我去过几次，每次都有穿西装的陌生叔叔一桌桌地轮流发名片，连我都有。

　　我问爸：他们为什么老请吃饭。爸说：他们想把他们的货更快更多地运出去。我又问爸：你能决定么？爸答：领导才能决定。

　　螺丝钉先生

　　那时我开始觉得，我爸其实不是这座王国的国王。上高中后，我许多同班同学的爸都是铁路的领导，他们坐火车来学校不但免费而且有时还是软卧包厢，他们中一些人分数没达线却依然成了我的同学，他们中还有一些人高考成绩据说不太理想，但最终都上了铁路系统的大学。

　　爸的饭局越来越少了。新闻里，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公路运输挑战铁老大，铁老大运转僵化、竞争力下降的报道。我家市区的亲戚生活与收入开始越来越好，而我爸的工资，已经好多年没有变化。

　　我爸是个厨师，每年春节家里的饭菜都由他张罗，但他做的菜的样式，永远就是那么几个。在火车餐车桌上、外卖推车里，变化不但更少，而且难以满足味蕾。对我爸和他的同事来说，卖多卖少，做好做坏，工资长年累月都一样。

　　这是我爸这代人的缩影。个人创造力与才能潜力被淹没在车轮碾过铁轨的轰隆声中，他们只需做好这座巨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就行。螺丝钉精神，在我爸的青春期，一直在被反复宣扬、强化与推崇。

　　我爸其实很能干也很浪漫，他教我怎么做网更容易捕到蝴蝶，教我怎样保存蝴蝶标本更长久，还帮我做各种电动“小发明”去参加学校的科技月活动。每次我大呼我爸真厉害，他却像是受到惊吓般摇摇手：你学习好，才厉害。

　　在我高三填志愿时，我爸已经不再提铁路系统的大专院校了，但也不赞成我报新闻专业，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就应该进入体制内，踏实稳定地过日子。

　　最终我还是报了新闻系。我总觉得，在我高三被老师圈为“种子选手”时，爸妈对我越来越“尊重”。比如，在一些家庭大事的决议上，我爸还会打电话询问我的意见，每次，他都说，听听有知识的人的意见。

　　奋力追赶着时代

　　像崇拜铁路王国一样，他们也崇拜知识，这个在他们年少芳华时被剥夺了的权利与可能性。

　　的确，过去十年，铁路系统已风光不在。每年寒暑假回家，我都会发现这座省会城市更高，更新，更漂亮了；而我们的那座王国，在迅速地陈旧、老化，铁路超市里的货架上，越来越多地出现廉价的山寨商品。

　　我一直不敢跟我爸提，他当年参与国际援建的那条政治气息浓厚的坦赞铁路，现在也因运输需求不足而清冷了许多。

　　近几年，这座庞大而封闭的王国开始解体了，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国企体制改革最后一块大包袱。我的母校不再叫“铁路第一中学”，改成“三十七中”了，代表它是这座城市的第三十七所中学，常年切割开市区与铁路的那条影子界限在医院、法院、检察院……也陆续撤离；“顶职”也成了历史，铁老大开始向全社会招聘新员工了。

　　这座即将消失的王国给我爸最后的福利是，在他临近退休前，分到一套远低于市场均价的单位福利房。

　　由于常年生活在王国里，我爸对外面世界的变化不是太明白，比如买商品房，如果按市场价格，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到四分之一平米的房子，一套120平方米的房，意味着他得不吃不喝工作40年。

　　我爸像当年带我追赶蝴蝶一样，开始奋力追赶着时代。他说他们这代人劳苦惯了，消停下来反而不习惯。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把享受住房福利省下来的钱，支援我在广州买房。他庆幸女儿生活的城市不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