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企业家资源的价值

周其仁教授对邓小平时代的经济轨迹有一个聪明的分析，那是一篇影响力深远的文献：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或者中国做对了什么。

　　周其仁的学术框架中，关于将企业家请回来的学术分析，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有效地看清楚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

　　一个巨大的事实在于，中国近代化以来，如果要选择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就是开放。开放与反开放，构成一种张力，国家的转型与企业家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与微观经济层面的商业模式之间，构成一种关系。紧扣这个主题，既能找到许多商业方法，也能找到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

　　这既是一次细节和故事的呈现，也是一场历史的梳理。而在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层面，则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历史。从1978年开始，政府管制能力开始大面积退出，让农民和企业家自主经营，这其实也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确认。邓小平之后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事件，包括以温州企业为代表的私人企业力量的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都可以沿着分工的命题和对历史的梳理，予以分析和阐释。

　　“将企业家请回来”

　　关于中国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现象，周其仁先生提出了三个维度的解释框架。

　　其一，找到了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方法。这个观点指向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沿着土地产权界定的角度，解释了80年代农村经济的兴起，以及接下来乡镇企业的蔓延。农民在有限产权土地责任的制度基础上，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然后把农村富余出来的生产要素转移到工业领域，发展出以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家为主导的农村市场态势。

　　其二，把企业家重新请回到了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这意味着接续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传统，回到由企业家主导市场创新的轨道上来。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比如漫卷全国的招商引资，就是典型的对海外企业家资源的渴求。在1978年前的近30年间，中国内地的市场经济资源和企业家资源已经枯竭，但是源自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企业家资源，在香港、台湾和其他海外市场得以保存。邓小平看到了这样的态势，决定打开国门，让企业家回来。这其中包括了大名鼎鼎的招商局，以及更加大名鼎鼎的荣毅仁。

　　其三，开始重新认识那只看不见的手。这是一个市场秩序的表述，其重心在于价格改革，日后被人们议论纷纷的价格双轨制，虽然一方面有着对计划经济的妥协，但另一方面，的确在僵化的经济秩序中，为自由价格体系撕开了一道口子。由此，自由交换开始出现，市场终于开始走上竞争的轨道，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成为一种可能。

　　历史企业家资源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末期算得上是一个企业家勃兴的时代。从1820年左右到清朝灭亡的大约80年的时间里，清朝进行了快速的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中的市场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在沿海和内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者中心城市，有意识地借用了一批本土商界的人士作为代言人或者是助理，这就是后来被部分历史学家命名的所谓“买办资本主义”，或者被称为“依附性质的资本主义”。

　　历史学家郝延平认为，正是这种输入性的资本主义，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业竞争，也深层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与本土小商人之间的合作。正是这种带有自由市场交换经济学意义的格局，中国的部分农产品诸如生丝、茶叶，第一次实现了远距离的市场化，甚至部分实现了国际市场化。与过去简单囤积财富的商人不同，这个时候的中国商人开始学习西方商业的制造意识，不是沿袭过去非生产型消费，而是开始真正地进行工业制造，进行生产性的投资与产出，从而促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真正诞生了第一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萌芽，意义非同小可。特别是这样的市场演进，不是清政府的主导行为，但也没有进行阻挠或者打压，基本上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商业故事。所以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假设这个过程不中断的话，中国从19世纪后期或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主义为主，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常态资本主义。

　　1883年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郝延平的著作《中国近代商业革命》详细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清朝经济的冲击。不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破产，不仅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资本主义企业的凋敝，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官僚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的时间之内，似乎站住了脚跟，以致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遗憾地是，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于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扼杀了私人企业的发展。

　　美国学者费维恺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大面积发展的官督商办工业，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基础，相反，这甚至成为市场化的阻力，并且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组织的模式，这种模式将在中国继续下去，直到20世纪中叶。显然，费维恺的分析有道理。清政府通过政府主导洋务运动的方式，大面积参与到市场经济事务之中，这一方面阻断了市场的分工，另一方面让大量有志于近现代工业的企业家，产生出与政府权力有关的严重的路径依赖。

　　思想与方法的传承

　　郑观应是百年不遇的企业家人才，他有着惊人的思想能力，真正的思想型企业家。但是，他的思考过于关注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自强，以致于忽略了企业发展本身的逻辑。宏大叙事的错误正是如此，郑观应和政府权力的合作，断送了他的企业家前程。

　　唐廷枢、徐润当然是难得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买办型企业家。但是，当他们卷入不确定性的官商结合模式之后，那些从买办阶层积累而来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迅速被强大的官场博弈碾碎。

　　胡雪岩是少数几个真正从民间开始，积累起惊人财富的商人，属于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家。不过这种民间市场的力量、草根阶层的市场探索，仅仅在早期的创业阶段有效，胡雪岩要想做大企业，与左宗棠这样的官僚合作，就是必然的选择。胡雪岩起步于市场，却败于官场，这几乎是当时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宿命。

　　盛宣怀将官商结合模式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官拜邮传部部长，私人财富更是富可敌国，是标准的官僚型企业家。盛是一个矛盾的载体，一方面他得益于官场政治，一方面他又极力构建产权清晰、市场开放的企业制度建设。不过在官僚政治的面前，盛宣怀依然是牺牲品，他的结局是亡命日本，他的企业也只能灰飞烟灭。

　　至于口碑卓著的张謇，在人格意义上，属于儒家政治伦理体系中的“君子”和“士大夫”，他放弃了自己的官场生活，建立起产权清晰的近代企业，在中国企业史的流变之中，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他是真正的“士大夫型”企业家，不过他的士大夫济世情怀，可能遮蔽了他的企业家精神，他的非理性的企业扩张，并没有一个更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支撑，张謇虽然声名远播，道德照人，但也只能以企业的破产告终。

　　清朝从1820年开始出现的具有国际贸易征象的商业经济增长时代，为企业家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市场环境，这是开放的逻辑，即市场的开放催生出一代优秀的企业家，而企业家又反过来推动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历史总是具有强大的传承能力，即使中国经济一度进入封闭状态，即使经济的传统看上去完全被遮蔽，但只要政策稍微放开，传统的资源与价值就如同春天的百草，迅速蓬勃生长。

　　（作者为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