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起：让思想点亮会计

　　思想，似乎成了奢侈品。
　　当下的学术界，功利主义无往不利。“科研成果”丰富，学术思想退隐，思想已经成为稀缺资源。学人热衷于圈内互为读者，热衷于往论文里放置数学模型，添加工具，学术思想被遮蔽、被替代。也许过了若干年，今天的会计研究成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只剩下一堆数学模型，全然想不起那些文本中有什么原创性思想遗存。
　　当下的实务界，物质主义甚嚣尘上，思想被放逐、被遗弃。会计人只关心会计核算方法，却全然不见经典的方**。
　　一份“关于思想”的答卷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未来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不仅包括硬实力，还必须拥有思想的创造；未来中国会计贡献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仅是升级的服务产品，更应是具有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从观念束缚中走出，思想才能创新求变。
　　继续解放思想，让会计领域的新思想影响中国，乃至世界，需要整体宣传策略的提携和构造。
　　不妨讲一个章鱼的故事：一只章鱼的体重可以达到70磅。它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塞进海螺壳里躲起来，等到鱼虾走近，就咬住它们的头部，注入毒液，使其麻痹而死，然后美餐一顿。对于海洋中的其它生物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最可怕的动物之一。
　　但是，人类却有办法制服它。渔民掌握了章鱼的天性，他们将小瓶子用绳子串在一起深入海底。章鱼一看见小瓶子，都争先恐后地往里钻，不论瓶子有多么小、多么窄。结果，这些在海洋里无往而不胜的章鱼，成了瓶子里的囚徒，变成了渔民的猎物，变成了人类餐桌上的美味。
　　是什么囚禁了章鱼?是瓶子吗?瓶子放在海里，瓶子不会走路，更不会去主动捕捉。囚禁章鱼的是它们自己。它们向着最狭窄的路越走越远，不管那是一条多么黑暗的路，即使那条路是死胡同。
　　许多会计人的思想也如同章鱼，一味向瓶子里挤，我们的思想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失去光亮。章鱼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唯有一次思想的蜕变，中国会计人才能找到精神家园。
　　回望真正的思想者之一：陈焕章
　　说到中国会计思想者，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应该是中国第一个理财学博士陈焕章。
　　陈焕章著述的《孔门理财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理财学著作。
　　哥大破例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使其一下声名鹊起。1915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名作《儒教与道教》把《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重要参考文献，可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著名学报《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威斯康星大学罗斯所写的书评。罗斯教授的看法是，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伦理和社会资源，这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为陈焕章撰写书评，发表在当时影响更大的《经济学杂志》上。
　　陈焕章继承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将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对老年人的保障，人口理论的发展，货币制度的变迁，土地制度的特征等卓越思想，嵌入是书。凯恩斯读出了该书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尤其是中国货币理论的精髓。20年之后，凯恩斯写出了被今人奉为经典的《货币论》。陈焕章之于凯恩斯，堪称经典催生经典、思想启迪思想的伟大范例。
　　陈焕章在哥大的各位老师中，不得不提的还有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和汉学家夏德。塞利格曼终身在哥大服务，手把手教出了陈焕章、马寅初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他素来讲求详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的分析，《孔门理财学》正是他这种要求的典型代表。
　　夏德是德裔汉学家，曾在中国考察多年，1902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DeanLungProfessor）。于陈焕章而言，只有夏德能够理解他的孔教传统。正是夏德教会陈焕章做论文的方法，把他领入主流学术的大门。夏德热情洋溢地嘉许陈焕章：“彼既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其将由纯粹之孔教家，而见孔教之代表也乎。”
　　陈焕章外用国富论，内用大同书，一方面引用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一方面坚持孔子纪元，锤炼出《孔门理财学》这样的专业经典。
　　回望真正的思想者之二：杨汝梅
　　杨汝梅（字众先）同样是一位会计思想大家。他用英语所著的《商誉及无形资产》一书，蜚声于欧美会计学界。该书问世后，于1926年列入潘序伦主编的《立信会计丛书》，并翻译定名为《无形资产论》。从此，无形资产的会计理论及其会计处理方法，始在我国广为传播。杨汝梅的著述和研究，在时间上相当超前，在思想上也起到传播作用。
　　回望真正的思想者之三：顾准
　　这位从注册会计师领域走出的思想大家，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专业人士的敏锐和熟稔，洞悉税收工作中“民主评议”存在的弊端，遂大力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自报实交，轻税重罚”，显示出思想者的巨大勇气。我们不妨摘抄一段顾准的自述，以探寻他思想演进的轨迹：“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到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督开始搁笔。”
　　后来，红卫兵让顾准写交代，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
　　是的，数学使人精深，逻辑让人严谨，读史使人目明。顾准自认，他养成了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顾准一再批评中国人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在与胞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法就是“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这些笔记浮出历史地表后变为出版物《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皇皇巨著。顾准的研究始终指向“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革命胜利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黑暗如磐，一灯如豆，他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学者朱学勤语）
　　在会计领域，我们有着太多的聪明人，而缺少像顾准先生那样“穷根究底”的执拗精神，又缺少科学的方**指引，思想焉能不贫乏?
　　向思想贫乏宣战!
　　中国会计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蕴藏着花果飘零的隐忧。苍白的思想，如同贫血的肌体。
　　思想是起点。一切行动都以萌芽状态蕴藏在思想之中，以往所做过的一切均离不开思想。思想升华为一个简单的公式：e=mc2。如果用常人的语言表述，即是：任何物质粒子都相当于一定的能量，能量的大小等于该物质的质量与光速的平方之乘积。
　　思想是对空间、时间、物质和意识长期思索的结果。它来源于一种直觉，此种直觉倾向于将这些成份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不是互不相干的。初始的直觉和后来的思索（即形成思想的价值者）只为少数人所掌握，但是，公式e=mc2及其语言的表述在世界上引起了深刻的反响，波及到思想的各个不同的领域。
　　向陈焕章和顾准学习，向思想贫乏宣战!有一种认知，它不需张扬便能润泽四方；有一种力量，它不需展露便能震撼心灵；有一种会计，它不需伪饰便能创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