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尔行：中国会计传奇的缔造者

从美国留学归来那年，他刚24岁。7月的骄阳下，一艘外洋轮船缓缓向上海外滩靠近，有谁能想到，站在甲板上的这个时尚青年，会成为一段中国会计传奇的缔造者。
　　娄尔行—著名的会计学理论家和教育家、我国新会计学科体系的主要创始人，他用60多年的时间在中国会计的历史画卷上大笔镌刻了自己的名字。
　　得中西会计大家之真传
　　要介绍娄尔行的志业、行谊与成就，不得不提他的两位恩师。
　　一位是国立上海商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的安绍芸教授，当时中国会计学界有“南安北赵之说”，即南推安绍芸、北数赵锡禹，足见这位师父的闻名遐迩。一位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裴登教授，世界级的会计大师、现代会计理论的先驱。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风云际会。娄尔行有幸能在他的会计园地里尽兴畅游，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然后保持年级四连冠的荣誉，获得了第一号毕业证书。期间，他接受了安绍芸教授严苛的训练：各门专业主课几乎一律采用著名的英语原版书为教材。那些被翻阅破旧的原版书本和上面的眉批和横杠，都能见证大学时代娄尔行的用心和刻苦。
　　大学毕业后，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纷纷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由于最早收到密歇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于1937年秋远涉重洋，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
　　该校裴登教授的许多会计学术观点照亮了娄尔行其后的治学道路。娄尔行曾说：“师从裴登教授，是我登入会计学殿堂的初阶。”而这也可以在后来娄尔行的理论思想中找到答案，“为指导会计实践健康发展，需要有协调一致、前后一贯、凝成一体的一整套会计理论。而且这一整套会计理论确实存在于会计实践之中。”尽管存在语言障碍，但娄尔行还是以和美国学生同样的进度完成了学业，这在密歇根大学罕有前例。
　　聪颖勤奋的娄尔行、阳光洒脱的娄尔行、豪情满怀的娄尔行，其实在那个时期就有了新一代会计泰斗的各种特质。
　　在会计理论研究的春天里
　　回国后的娄尔行，一边在母校国立上海商学院任讲师，一边在家族企业里打理生意，倒也应对自如。1946年，年仅31岁的他被聘任为会计系教授，开始讲授会计的各门主课：会计学、高等会计、会计制度等。
　　渐渐地，“两栖”工作不能继续下去，必须择一。在会计教学和家族企业之间，娄尔行做出决定，不放弃自己喜爱的教授生涯，继续会计事业。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审计理论体系，研究我国会计准则，传播新会计思想等。
　　娄尔行的处女作是于1951年出版的《成本会计学》。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封面书名是娄尔行父亲的墨迹，在编写过程中，很多辅助工作如誊写、校对等都是由妻子何兆珍帮助完成的，该书出版不久即被许多财经高校采用为基本教材。
　　最辉煌的那段纪事与“翰林院编修”有关。1962年，应财政部邀请，娄尔行和葛家澍、赵玉珉、吴诚之4人编撰会计原理教材，并由杨纪琬总篆，这部“世纪精品”公开出版后，在此后的20多年里畅销不衰，重印16次，发行100多万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我国会计学的一本最热门的基础教材。
　　“文革”后，娄尔行被分配到复旦大学，回到了他钟爱的会计园地。除游刃有余地为学生讲授《会计原理》外，他还完成了《质量管理手册》的翻译和审核，《辞海》、《英汉大辞典》、《经济大辞典》中会计条目的修订定稿以及《现代会计手册》的总校阅。“重新投入了工作，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喜爱了，有时有这样的感觉，能够在写字台上伏案几个小时，是我极大的乐趣。”他在1978年的例信中这样写道。
　　不久，在时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姚耐的邀请下，娄尔行毅然于1980年回到母校。
　　此后的一段时期，是娄尔行学术活动最活跃和科研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他的科研和著作激情如春泉喷涌，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开创了用比较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先河。
　　打响会计学教改战役
　　在会计学的教学改革上，娄尔行打了3场漂亮的战役。
　　第一场战役以《工业会计核算》为武器。该书集中反映了娄尔行和上海财经学院教研室同仁对苏联会计及在苏联会计原则指导下形成的我国的统一的工业会计制度的理解，记录了他们在新社会进行会计教学实践的心得，这在上世纪50年代实属不易。之后这本书被许多高校采用为教材。
　　第二场战役以一套系统完整的会计教材为武器。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袭来，培养出适合市场需要的会计专门人才变得紧迫起来。娄尔行无疑成为最积极的探索者之一。在全国各财经院校中，上海财经学院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教学改革。
　　在这次教学改革中，娄尔行根据自己的思路形成了一个会计课程的同心圆，核心课程由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学组成，外围是专业课程，包括比较会计、会计制度设计、会计理论、财务管理，再加上选修讲座课程。
　　这样使课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克服了老教材理论性弱、适应性差、既有脱节又有重复的缺陷。
　　“教学质量关键在教师，而判断师资队伍素质的衡量标准之一是教学内容。”娄尔行认为，教改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功效是综合的，应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即“带动教材全面更新、带动研究生和新一代教师的培养、带动老教师的知识更新、带动教学法的更新、带动科学研究”。
　　他是这一理念的提出者，更是最好的践行者。此后，他主持撰写出版了《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一套会计系列教材丛书。在他的领导下，上海财经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的教改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为其成为上世纪80年代全国唯一的会计学重点学科打下了基础。
　　第三场战役以一套全新会计系列教材为武器。在原来的教改基础上去粗取精，注入新的活力，是上世纪90年代娄尔行给自己定的目标。这一次，他的新思想火花主要体现在，努力扩大教材的覆盖面，使大学本科教材与专科及中专教材拉开档次；教材和教学计划必须要有较强的纳新能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会计人才。
　　原来的核心教材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也进行了扩充和修改，并增加了财务管理和电算化会计的内容，这样便形成了一套全新的会计系列教材。
　　时至今日，财政部一位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还感慨地说，上海财经大学的会计教学改革整整领先了10年，这个改革大大冲击了原有的会计教材体系。
　　向世界输出中国会计
　　1978年早春的一天娄尔行受财政部委派去接待外宾，一番寒暄后，外宾便直接切入“会计”主题。在场的翻译不了解专业词汇，脸憋得通红，结结巴巴说不出话，娄尔行见此情景，便接过话题直接和外宾谈了起来，事后他说自己也没料到，时隔30年重新使用英语，竟十分顺利。
　　从此，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计论坛上，成为一名沟通使者。1980年年初，财政部决定与当时的国际六大财务会计咨询公司之一—— —永道公司合办第一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讲习班。娄教授欣然担任班主任之职，并提出完整的办班方案。
　　他将秋凉时节让给美方教授授课，而中方教授的授课安排在6月至8月。10周课时，他一人独揽5周。在上海酷热难当的天气里，他手执白毛巾，边擦边讲，一讲就是半天。他自诩此课有“三高”的特征：高温（天气热）、高浓缩（内容多）、高速切削（进度快）。学员反映，虽然艰苦些，但学到了很多东西。
　　此后，娄尔行又与国际会计公司相继开办了管理会计研究班和工业审计培训班。1983年和1984年，他两次出席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会议。
　　在标有“中国”字样的专席上就座后，娄尔行心潮澎湃，“今天能堂堂正正地代表中国人民讲话，为祖国争光，争国际地位，也够扬眉吐气的了。”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发言不仅维护了我国的荣誉和利益，而且支持了第三世界的立场，受到了第三世界代表的敬意和感激。
　　于是，日本、前苏联、美国……他开始了一段向世界输出中国会计的旅程。
　　一笔遍布大江南北的“财富”
　　上海财经学院先进工作者、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财经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全国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国家级优秀奖……这些荣誉背后，是娄尔行一生最珍惜的财富：遍布大江南北的弟子。
　　他素以治学严谨、条理清晰、善于启发、讲解生动而深受学生欢迎。在教学方法上，他倡导“启发式”、“提问式”，让学生结合实际、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1982年起，娄尔行开始招收会计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从1984年起，他开始招收会计理论、比较会计、国际会计等方向的博士生。“教方法、压任务、多启示”，事实证明，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是成功的。历年来，他指导的博士生共14名，都成为我国会计教学和科研队伍中的精英。而关于“博士生导师”，娄尔行与他的爱徒—— —现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孙铮之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996年，孙铮晋升为博士生导师，“当时我心里颇为得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娄先生汇报这件事”。让孙铮感到奇怪的是，娄尔行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吃惊，脸上也看不出欣喜。
　　在娄尔行看来，成为博士生导师算不上一件多么成功的事情，他更看重的是孙铮身上即将肩负起的责任。
　　娄尔行喜欢看足球，他有一套自己的“足球队博导”理论。“娄先生将博士生导师比作国家队的主教练，博士生则是国家队运动员。他常说，既然是国家队，就是奔着国际比赛去的，所以在他看来，博士生导师培养出的学生的研究成果也应该经得住国际会计学界评价，他嘱咐我一定要等到能够确保将学生们带上国际水平的时候，才去为自己博士生导师的头衔感到骄傲。”孙铮说。
　　娄尔行的这些话至今仍在深深地影响孙铮。如今上海财经大学每年的4月都会在郊区召开新导师培训会，每次培训会上，孙铮都会以娄尔行的那段话为发言的开头，“任何头衔都是虚名，最主要的还是要耐得住寂寞做学问，并且把学问扎扎实实地传承下去。这是娄先生一直以来秉承的理念，我们希望能够将它继续传承下去”。
　　晚年的娄尔行患上了帕金森病，即使是被病魔折磨的双手颤抖的情况下，娄尔行也笔耕不辍，手写不动了，脑子还在思考着中国会计的未来，在去世前，他还抛出论断：“21世纪世界会计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将由中国来提出；怎样来解决这些会计学难题，也将由中国的会计学界来回答。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工作者要具有‘世纪意识’，就是有意识地报效祖国，使中国的会计事业面貌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