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公司迁徙记：走，到二线城市去！

泰戈尔说，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飞走，是为了一次又一次的归来。
2011年，李雁川从德国回到北京，在蚕豆网任CTO一职做应用开发。一年后的11月，他又选择从北京离开，到了成都。这一次，他选择到成都高新区软件园落户，创建了名为Aruba的公司，主做手机游戏。
在入驻软件园之后，李雁川发现，周围的创业者中，10个中有6个是从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来的。他们有着各样的IT从业者背景，三三两两从一线城市撤离，集结到成都再次创业。
同一座办公楼中，今年年初，Aruba公司的办公室楼上一层的一家公司开始装修，办公物品都是从外地直接开卡车运入楼中。这家公司名叫“趣玩网”，在北京创业五年后，趣玩网整体搬迁到成都。
这些人的选择似乎预示着新的一拨逃离北上广的浪潮又开始了，与之前北飘一族在奋斗几年后选择逃离“北上广”的个案有些不同，这次，他们选择了集体出逃。
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里，房价飞天，交通拥堵，压力巨大、成本高昂已然是小型创业公司无法承受。二线城市环境优美，政策扶持，人才汇集，越来越吸引着大城市的这些创业者。
“走!到二线城市去!”创业公司吹响了逃离北上广的号角。
为什么要逃?
“在北京的高房价下，大部分人都没有生活得更好的可能。”周品有了离开北京的想法。
在评估了厦门、杭州、天津后他发现，成都房价过去两年基本没涨，买套房子不是梦想;几年的人才沉淀，找到合适的人才不是梦想;人们不会上下班动辄花三四个小时，余出的时间和精力能有效地投入到工作中，公司房租便宜，政府支持……这些理由打动了他，最终选择公司搬迁到成都。
当然，趣玩网也付出了很多代价。去年12月定下来搬，有人表示跟随，也有人表明离职。周品一边了解员工想法，一边了解政府的态度，一边找房子，一边想着招人。搬家自然影响会业务，周品原先估计3月份业绩会下跌20%，但实际到了30%。
相比较周品，李雁川付出的代价要小的多。在公司初创时选择在成都，真正让他下定的决心是成都在手机游戏上的创业聚集效应。
互联网公司集中在“北上广”，软件产业集中在大连，手机游戏产业则在成都。手机游戏产业链上，除了渠道，其他方面诸如产品开发、美工设计等等资源，成都都很完备。而且成都高新区把这些技术支持资源都圈在一起，大家靠的很近，创业公司很容易找到他们。
在决定来成都之前，李雁川也来成都几次。几次和成都的创业者接触，他感觉氛围大不相同。
在北京做开发时，他周围的同行大多是融200-300万的资金，找一个大户型的居民楼做开发。创始人都很牛气，有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背景，员工待遇也不错，产品做几个月之后，团队出来宣扬，用户就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在成都，和手游同行交流时，这些华丽丽的东西都听不到。他发现，成都的公司都比较穷，融资很少，最多几十万，甚至是他们自己凑钱办的公司，没钱做推广，没钱刷榜，也没钱买数据，只是一心一意的做产品。有一次李雁川问其中一家公司的产品的用户数。他们如实告知，用户达到2万，用户的ARPU值达到30元，就有五六万元的营收够发工资了。这些人就很开心了，觉得可以活下去了，继续做。
这种质朴让李雁川很触动。
现在，李雁川很享受在成都创业的状态。出门买个可乐的功夫就能同周围一块创业的同行交流几句，同是草根创业，大家没有什么距离感。人都很朴实，会互相交流些真实的、有价值的东西。
“在北京，我经常听到同行说，怎么能再搞笔钱花花，在成都，我听到的最多的是怎么能把产品做好。没有那么多夸张的成分，大家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意生存。”

真的必须走?
在北上广创业有各种优势，但直线上涨的创业成本也让创业者无法长时间承受。显然，二线城市的创业成本比较低。在北京能撑一年的资金，在二线城市撑两年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在北京选在商住两用房办公，注册公司会遇到居委会不盖章，工商部门不批准的情况，启动公司已很艰难。对比之下，成都、杭州、厦门等城市的高新技术园区政府部门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和企业落户园区，都推出了多项优惠政策，在落户、资金扶持、税收减免、租金减免等方面进行扶持。去年成都高新区两度针对移动互联网产业出台文件，以此促进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升级。
Aruba的办公室在成都高新区的天府软件园B区，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后，房租不到北京中关村西区写字楼1/5。在不计算成都高新区的税费优惠的情况下，一年下来，在成都创业的成本比北京每年能节省至少200多万。
趣玩网的办公室目前每平米每天4元，一个月为120元，这一成本是北京的1/3-1/6。商品房价是北京的1/3，从北京过去的员工买套住房相对容易，与在北京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在成都高新区所有人都在3公里的半径里。
在成都，对于更考虑成本预算的初创团队，软件园D区甚至还有免费提供的“创业场”来帮助他们起步。在北京，这样的团队只能去咖啡馆办公。
“家里空间变大了，时间变多了。餐厅里上菜速度是北京的3倍，端着碗就吃。更有效的把时间释放到工作中。”周品说。
在厦门，创业成本同样很低。就房租而言，同样的写字楼，北京可能是每平方米一天5元，在厦门这一数字则是1元。同步推创始人熊俊认为，如果把房租省下的钱花在员工薪酬上，要么可以开出比北上广更具竞争力的薪水，要么可以雇用更多的人。
熊俊的这个观点牵扯出创业者必须面对的人才问题。
过去二线城市缺人才是事实，不过现在像成都也不缺人才。周品说，成都高新区现在已经有4万员工、几百家企业，这个群体里已经沉淀下来很多优秀的人。1月份，周品在成都招聘了20多个人，他觉得都不错。特点是接地气，务实。
相较之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存在人力薪酬虚高的现象，这让创业公司背了很大的运营成本。
因为移动互联网产业开发的火热，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有着各式各样的iOS、Android培训班，一般到培训班培训半年左右，结业后就业大多是7000元以上起，而且还很抢手。那些做过产品项目开发的人，做出一个正常水平的产品，即使在项目中仅承担一分的工作，就可以在找工作说成为这个项目的主力，就可以在找工作时要价15000元的月薪，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月薪其实是不匹配的。
一位做产品开发的人从北京到了成都也说，人不会像北京那样浮躁，不是天天想着如何做推广会更重视研发。成都也不像北京周周都有创业者沙龙之类的活动，少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蛊惑，人会更沉静。
你必须面对的
从一线城市转战二线城市，劣势和优势相伴相生。
金山网络CEO傅盛认为从一线城市转战到二线城市创业很不明智。核心观点之一是不在核心城市，视野容易丧失。
李雁川不同意这一点。很多人缺失的不是视野，而是资源。有了一定视野，甚至是国际视野后，回到小城市，因为有获取信息的管道，不缺信息，是否能获得信息，靠的是个人的思考，这方面凭借的不是外力，而是内力。
傅盛反对逃离北上广的第二理由是做公司不是靠省出来的，要省钱可以去农村。有很多在二三线城市冒头的企业，但后来都发展不大。“资金越发不是稀缺资源，人才越是稀缺资源。资本竞争激励，愿意给你钱。但没有人才，钱都花不出去。”
二线城市确实存在人才缺乏的问题，各个城市的状况不太一样，不会像北上广那样人才济济。另一方面，互联网产业如果不能在一个城市成气候，IT人才的流动性差，人们也不愿意到该城市落户。
比如厦门偏安东南，厦门的大学偏文科，产品开发人才比较少，很难找到像样的人才。如果在北京这种城市，不在这家公司还可以去另一家公司，而厦门的人才如果离开某家互联网公司，选择的余地就很小。
另一个担忧来自于在效率的把握上。甚至在二线城市创业的人也会担心，是否慢节奏的城市无法与创业者应有的产品开发节奏相称。
同步推创始人熊俊认为，北京人才众多，做出同样一款产品的时间可能要大大低于厦门公司。
不过，周品和李雁川认为在成都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与外界的印象不同的是，成都员工并不懒散，要求加班从没任何怨言。即使加班也不会主动要加班费，或者报销晚餐费用。大家都住在软件园周围，也不会像北京一样报销打车费用。在效率方面与北京的差别不大。
融资和渠道会是问题。这两者相比，渠道的瓶颈更大。
成都的手机游戏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吸引了大型互联网公司，尤其是游戏公司的注意。比如百度、网易等公司也开始派人到成都定期“扫街”，甚至设立办公室，成都的融资条件逐渐在变好，以后不会成为问题。
渠道问题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很多应用市场都集中在“北上广”，单靠电话、网络等线上方式很难实现渠道推广，线下接触更奏效。
“在北京，如果想约下渠道的人见面，很可能稍微一约一周的日程就排满了，但在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李雁川说。
去还是留?
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优劣并存，如何取舍?
需要承认的是，纵有天气恶劣、交通拥堵等诸多不堪，北京依然是一个创业资源最多的城市，VC、风投聚集，创业咖啡馆林立，渠道、媒体资源丰足。
“视野和竞争力，本质上还是依靠大土壤。最开始一定要在北京。就算你在二线城市能把零散的石头用起来，但概率还是没那么大。”傅盛说。
周品选择在融完一轮资后撤退也有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创业早期，搭建骨干团队和融资，北京最合适。过了创业期，骨干和融资都有了，下一轮融资要等到盈利之后，棋到中盘，可以考虑撤退。
李雁川说要从创业公司的类型来区分。创意和技术站在资源之前的公司适合在二线城市创业，一线城市比较适合资源型的创业，比如社交平台类似的需要资源型的企业需要在一线城市。在熊俊看来，那些需要深耕细作的项目，比较适合放在厦门，如果只是拼速度、拼快速的融资，就不是很适合来厦门。
力美互动创始人舒义认为，如果是要做开发性的东西，不建议创业者来北京，二线城市公司的存活率更高。如果要做创新性和需要商务环境的项目，放在北京很合适。国外一些很新的概念，一定是北京先接触到。
趣玩网并没有完全撤离北京，周品把市场、商务部门留在北京继续做市场拓展。李雁川也有类似的打算：“将来还会回到北京。运营和开发会放到成都，但市场和媒体会放到北京。今年下半年我们将会考虑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