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秘密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可以说，也是中国企业家的孕育生成史。回首这二十年的风起云涌，我真有《三国演义》中所说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沧桑之感。从改革开放之初占尽天时、地利而崛起的广东万宝电器的邓绍深，到“中国饮料大王”李经纬；从胶东农民企业家中的“蓬莱八仙”，到一度名震中华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从“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军人物”中关村四通的万润南，到“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牟其中；从巨人奇迹的缔造者史玉柱，到爱多神话的创造者胡志标，我或同他们打过交道或曾长期近距离地观察过他们。当他们因种种原因或落败或退出江湖的时候，社会上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经营方面总结他们的失败之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对照与他们同出于沼泽而今终于功德圆满的少数幸运者，我得出的结论则恰恰相反，他们大多并非输于经营，而是死于不能适应“生态环境”，不能随“生态环境”调整并使自己进化，而幸存者则相反。我看不出后者在经营上有多少能超出同辈的“绝活”，但在生存智慧上，他们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智者与大师。若论企业生存之道，“功夫”同样在“诗外”。

今天，在中国企业家即将从无章可循的大泽时代进入到有例可依的海洋时代之时，回顾发生在这些企业家身上的一幕幕活剧，翻看一幅幅现代生存学的画卷，我尝试着梳理出中国企业家生存智慧的十大法则，抛砖引玉，以期能唤起人们对开发这笔珍贵遗产的重视，若然，将不枉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

生存法则之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回顾短短二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有企业的风云人物大多销声匿迹，他们或壮志未酬，或抵挡不住59岁的诱惑，或改弦更张；乡镇企业的龙头老大也纷纷变脸；真正存活下来并能成大器的，多半是那些民营企业的弄潮儿。不是因为三者的素质有什么先天的差别，只是环境不同，生存能力不同，结局也因此不同罢了。

究其原因，国有企业的运营者，他们或是政治的衍生物，或是政府部门的经济官员，或是不知为谁而战的财产支配者，他们终归是“圈养动物”，习惯把企业领导这一职位当官来做，而非依市场而行。与之相对应，乡镇企业的企业家好比“放养动物”，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则好比“野生动物”。当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觅食之时，倒也相安无事，一旦在同一个平台上角逐，孰优孰劣就很快水落石出了。经济学家中的“制度学派”，由此找到了论证“制度安排”重要意义的几乎所有素材。我的表述则是更为中国化的：国有企业是史前恐龙，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民营企业则是先天不足、后天可畏。这句话是我十二年之前说的。之所以能说准它，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我常年混迹于中国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的南方这个大泽中，见了太多龙、蛇的缘故。上述现象，社会学家们把它归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生存法则之二：商人本位，矢志不移

商海无涯，人生无常。最后活下来的企业家，必定是那些真正懂得趋利避害的人。这些人不管来自何方，手段如何，但内心都信奉“以实力论英雄，以财富打天下”的信条，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初衷——追逐利润最大化。正是这种对利润的执著与无尽的追求，其潜在的机警、灵敏与狡诈才会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因此，凡成功者，其骨子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商人，而那些失败者，大都有意无意地违背了自己的商人定位。

古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在中国几千年重士抑商的等级社会里，锱铢必较的商人一直为人们所鄙视。尽管明清以来，商人可以用财富来博取主流社会的认同与好感，但他们终归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即使是像胡雪岩那样盛极一时的红顶商人，也难免落得个辛酸的结局。

20世纪末叶，尽管其间有几次的反复，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已是大势所趋，伴随“金钱拜物教”的日盛，社会的聚光灯越来越多地投向了企业家，财富运动滚滚而来。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但是，如果主人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忘记了自己应有的商人定位，或过早现了形，最终难免会以悲剧结局。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生存智慧的绝佳写照。知人者，即知晓这是谁人之天下，这是何样之社会，这是怎样之环境；自知者，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谁，有多少斤两，即便红帽加顶，黄袍加身，也要头脑清醒。

殷鉴不远。我曾经同四通的创始人万润南打过交道，那是1988年底，在当时的中关村。在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中，恐怕无人能望其项背，“固一世之雄也”。我曾向其请教过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看法，其谓“南方的市场经济是从地里自然长出来的，北方的市场经济还得经过扫盲、移植、播种”的宏论令我叫绝。遗憾的是，万润南纵有雄才大略，没在经营上翻车，但他却一时头脑发热，犯了“把水中的月亮当成了真月亮”的政治幼稚病，在非常时期站错了队，最后只能流亡海外、销声匿迹了。在商不言商，乃商人之大忌！

不幸搭错车的一世之雄牟其中更是典型的例子。这位通过倒飞机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英雄，曾有满腹的宏图大略。可悲的是，当这位有着浓厚政治情结的狂想家忘情于脚下的时候，却早已“梦里不知身是客”了，因此，其结局也就免不了“人生长恨水长东”。

生存法则之三：审时度势，和平演进
深谙生存智慧并巧妙地将之运用到企业中去，最终修成正果、功成身退的人物，莫过于联想的柳传志了。

柳传志天生是一个商人，当初他进入中科院，我想这应是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学术）”的结果。但是种子总归要发芽。1984年，当柳传志从中科院下海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讲，叫做“憋得不行”。龙归大海，谁也不曾想到他这纵身一跳，十几年后竟跳出一面中国IT行业的旗帜来。

联想可谓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富有研究价值的活标本，但其中的奥妙，西方人搞不懂，声名远扬的哈佛大学商学院也搞不懂，他们的兴奋点是企业管理、产品分销等此类的专业话题。而柳则含蓄地将其总结为“屋基理论”。其实，这种看似简单的“屋基理论”，正是柳的生存智慧之所在。盖房先要夯牢地基，行船须得熟知水性。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纵观联想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可谓耐人寻味：其一，联想所谓的高科技其实是从贸易开始的，创业需要第一桶金，而只有商业资本可以短、平、快地达到这个目的。另外，从高往低走，这也正符合生存的需要，并且路会越走越宽。其二，产权改革。柳所精心设计的由内部分红权到股权，再到香港上市的产权之道在今天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在当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有城府的选择。出头的椽子先烂，在早期产权的演变中，任何一道坎出点儿差错，都会酿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柳传志却绕过来了。其三，媒体曾经盛传一时的“倪光南事件”，表面上看，它是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冲突，但其背后是两种生存力量的角逐，是活脱脱的一个现代版的“洪杨之争”。想当初，天王洪秀全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设计了东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之神话，按时下时髦的话来讲，不过是为了“整合要素”。不曾想，这个烧炭佬后来竟真把自己当成了可以凌驾于天王之上的天父代言人，以致洪天王最终掌控不住大局，弄得鱼死网破，酿成千古悲剧。“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柳倪之争是迟早要发生的，而实力的天平显然也偏向了柳的一边。于是，尽管倪光南使尽了手段，但终归奈何不得早已做大的柳传志，其出局也就合情合理了。柳传志历经艰辛，竟能逃过此劫，比洪天王更技高一筹。其四，柳传志不无潇洒的平稳交接。今日，当其兴之所至地布道于四方，悠悠然信步于高尔夫球场的时候，俨然已功德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柳传志的生存智慧，妙在一个“忍”字，而这种忍，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等待，一种对耐力的考验。说他曲线救国也罢，说他审时度势也罢，都无非是再一次验证了中国自古就有的“以柔克刚”、“大智若愚”的大学问。既坚持不断革命论，又揉之以革命发展阶段论，柳传志驾驭联想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成功实践，完全是一部中国革命史在企业运营中的翻版。就韬略而言，柳传志是个“懂政治”的企业家。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更是无处不在比“讲政治”。

所以，我更喜欢这样评价柳传志的发展史：他在地狱里打了一个滚，在淘到真经之后，又回到了天堂。

生存法则之四：深藏不露，与时俱进

在生物圈中，动物大多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我们称之为“变色龙现象”。他们身体的颜色可以根据季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可以巧妙地掩护自己，达到求生的目的。究其原因，乃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然。

这一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亦深有同感，在时代的变迁中，他们大多戴过各种各样的红帽子，直到今天才慢慢地恢复了本来面目。其实，乡镇企业这些年来走过的路亦是如此。

提到乡镇企业，不能不说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农村改革楷模的鲁冠球。这位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刚刚完成了从集体企业到家族制企业的“和平演变”，而当《福布斯》把他评为“中国巨富”、当人们终于明白万向集团姓鲁时，不禁吓了一跳。

与鲁冠球几乎同时起步的农民企业家——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曾经达到的威望与口碑让前者望尘莫及，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庄”的说法。他那“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名言曾一度把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诠释得令人拍案叫绝。我曾问他，若从政可为何位？他十分轻松地答曰：可为公卿。就政治谋略而言，其言并不夸张，但就为人处世含而不露而言，此君则差矣。由于认识不同、方法不同，后者自以为凭经济实力就可以成为一面旗帜，就可以“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小河沟里翻了船。从昔日的改革楷模、明星企业家沦落为阶下囚，最后郁郁寡欢地死于医院之中；而鲁冠球则凭借娴熟的政治、经营智慧，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继而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乘风破浪，历经周折而不倒，一直扮演着党的“好孩子”之角色，最终取得了政治荣誉与经济收益的双丰收，一路成长为中国乡镇企业界屈指可数的、跨世纪的常青树，并且，还一不小心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

同在乡镇经济的一棵树上，却结出两种不同的果子，其原因不能不归结为生存智慧的精通与否。

生存法则之五：头脑清醒，莫把偶然当必然

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轫之时，到处都是待开垦的处女地，机会很多，由此，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喝“头啖汤”的人。当别人还在睡梦之中时，这些人已经开始大把大把地收获了。

我认识一个身价上亿的老板，其墙上挂着的座右铭是：贵在大胆。早期，这种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甚至不惜走私、造假发达起来的老板不在少数。然而，大泽风云转瞬即变，也许是成功与财富来得太容易了，企业家倘若因投得一时之机，错把偶然当必然，而不能根据情势之变迁及时地调整策略，那么，他离栽跟头也就不远了。此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牟其中正是这样一个在偶然中成功、在必然中灭亡的例子。1991年，牟其中倒飞机的成功，也许正是其失败的开始。用中国的轻工物资去换苏联的飞机，这种原始的以物易物的贸易，数额巨大，又欠缺信用中介，操作环节繁杂，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一般头脑清醒者想也不敢想的疯狂事，牟其中却硬是把它变成了现实。难怪当时的人们认为他是神，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如此，其后的失败是迟早的事了。

其实，其芝麻开门式的奇迹，皆因巧遇苏联的顷刻解体，不要说资源，连国土都要重新划分。那时苏联国内局势的空前动荡，才使得俄罗斯人决心冒一次天大的风险，对明天摸不着头脑的飞机掌控部门一咬牙：“再不冒险，以后恐怕连冒险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飞机先期飞抵中国，牟其中以此拿到了第一笔资金，并由此启动了所有的交易链。牟大胆成功了！正应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一句话：“虚构的故事要讲求逻辑，而现实的故事则不必顾忌逻辑。”牟其中硬是用“空手套白狼”的手法把4架图-154换了回来，从而演绎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传奇。

既然空手可以倒来飞机，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一个偶然的巨大成功从此膨胀了牟其中的革命理想，其想象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一会儿想在满洲里搞一个东北亚经济区；一会儿想发射卫星；一会儿想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让印度洋的暖流进来，把西藏变成江南；一会儿又谋划着在地球上建几个硅谷。

我同牟其中先生打过交道，他确有广阔的思路、宏大的气魄、惊人的口才，若去做经济学家，绝不逊于时下中国学术界窜红的“京城四少”，但他搭错了车，只称得上是一个“搭错了车的时代枭雄”。

生存法则之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稳定的游戏规则尚未建立起来，由此催生了一个个暴利的故事，很多人借此完成了原始积累。

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与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同时二者也充满了博弈。因此，很多企业家都同时具备政治头脑，深知该如何与政治跳狐步舞，既讨得政治力量的欢心，又不缺物质上的实惠。没有政治资源支持，事业很难做大；但过于依靠政治资源的支撑，也不免会在市场中翻船。故凡成功者，大多是在政治运营与经济运营之间走钢丝的能手。不善经营者，或者热情过度拥抱政治者，往往没有好结果。这如同滑雪，两脚之间如何平衡确实是一个大学问。

当初，倪润峰以企业家中唯一的中央候补委员之威，率领长虹集团高歌猛进时，大有“旌旗蔽空”之势，让人颇生“固一世之雄也”之慨。坦率地说，倪润峰与他同时代的国有企业掌门人们相比，与那些急功近利、落袋为安、鼠目寸光的企业家们相比，无疑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市场意识及产业意识的优秀企业家。从军工转为民用，从官员转为企业家，从国有资源的管理者变成市场拓展者，倪润峰都很成功。他一度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可以兴风作浪的时代巨人，在偏僻的山区创造出了“绵阳奇迹”、“长虹神话”。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奇迹过多地依靠了特殊国情下的政治之手与特种资源。这种攻城略地的手段与方法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只求规模的最大化，置市场与效益最大化于不顾。短短数年，生态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社会渐以市场为主，而非以政治行为和长官意志为主。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规范竞争、制定规则。而随着中国进入WTO，大家必须遵循共同的竞争规则，竞争的公平化、透明化筛选出的定是那些按自然生存法则打拼出来的、生命力强健的企业与企业家。

面对市场经济的野狼群，习惯于“圈养”的园中狮，若不历练自己的捕食本领，那么，其昨天的优势可能正是今天的劣势，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能及时地适应从“圈养”到“野生”转化的企业，在放归大自然之时，难免会成为被群狼撕碎的病狮。

有另外一种人，虽然不太懂政治，却能应对自如、收获颇丰。奥妙何来？据他们的经验，叫做“听党的话，当好孩子”。当政策上刚开了口子时，要当仁不让，赶紧地成为试验的先头兵，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占了先机，笨鸟先飞；二是即使以后政策关了门，自己也占足了实惠，而别人却没有机会再重演旧事了。所以，这种走钢丝的方法看似不加选择，其实却反而是最安全、最实惠的。

不知这种生存智慧能否被称为“大智若愚”，但它的确不失为一个博弈的良方。

生存法则之七：任人唯亲，情有可原

目前，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逐渐做大，家族企业、现代企业之争不仅是学术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更是民众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家族制企业“任人唯亲”、“唯血缘是举”的做法似乎成了众矢之的，不少人甚至宣称，其如果不改弦更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入关之后，必定会被狼吃掉。

道理如此简单，连平民百姓都知道，可为什么充满生存智慧的中国企业家们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呢？做大、做强、做好，难道不是他们的目的吗？跑步前进、纵深发展、直捣黄龙，难道不是他们的理想与追求吗？难道他们不知“发展才是硬道理”吗？

近几年，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企业家，方知在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重庆摩托大王尹明善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企业家，现代企业制度所崇尚的理论与思想其不可能不知；家族制管理会限制、影响其企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他也心知肚明。而他的产业如此庞大，那他理应早实施现代的产权与管理制度了。孰料，他不仅是坚定的家族化管理的拥戴者，更宣称保持家族化50年不变。

经验来自教训。创业初期，正当他欲大展宏图之时，他最欣赏、信任的一个徒弟却要离开，他满腹疑惑，不知就里。徒弟临行时告诉他，他的皮箱里装满了公司的机密文件，想要回，须用100万来赎。闻此言，尹好似五雷轰顶，遂愤而告官，结果官司打了5年，期间花费的心力、精神、金钱与时间，可想而知。从此，他得出了“家族企业的管理在中国应该是50年不变”的结论。

老板们的事业日益壮大，我问他们，其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们的回答简单而平淡，“没有安全感”、“这个社会太缺乏安全感了”。

创维集团老板与其销售总经理发生争执，后者愤而率一百多名营销兄弟投奔高路华，并与前者就佣金提成之事对簿公堂；广西喷施宝董事长王祥林与其聘请而来的总经理王惟尊，短短数月之后，“蜜月”便走到了尽头，原因不是经济纠纷而是刑事犯罪，因为王祥林状告王惟尊“职务侵犯与商业受贿罪”，而王惟尊却说王祥林造假账、欺骗投资者。黄陆之争与二王之争，孰是孰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不宜评说。不过，深谙中国国情、置身大泽之中的企业家们，却得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攘外必先安内。否则，其高歌猛进之时便是老窝被端之日。

正因如此，企业家族化不但没有减弱之势，反而愈演愈烈，妙招迭出，且不乏实效。姑试举一二：

其一，王员外招亲。为确保自己的万贯家业不付之东流，利用女儿钓金龟婿也就成了一条捷径。经过一番严格的考核与竞争之后，入选者大多品行端正，更不乏留洋的MBA，通常是千里挑一的知识精英。

其二，红粉兵团董事会。有些企业家，雄性激素比较发达，因此，在事业扩张的过程中也就不乏女人的身影。而女人一旦有了寄托的平台，也通常是不让须眉的，很快便会成为打理家族资产的生力军。与社会上流行的CEO相比，她们更让企业家放心，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倒戈的，并且这种奇特的格局在管理成本、决策效率上也要比常规手段好得多。于是，这些企业家便利用红粉们争宠好胜之心、同性相妒之理，频频施展“政治”攻略，上下其手，平衡控制，一举数得。

这些好似天方夜谭的故事之所以在真实的社会中存在，并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源于中国企业家们生存环境的特殊与残酷。在一个几乎无规可循、无信用可言、无强力保障的转型社会中，对他们而言，任人唯亲是风险最小的选择，打虎还要亲兄弟，何况是执掌基业！如果环境改善了，他们何尝不愿用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方式来发展企业！

生存法则之八:善做长线,跑马列拉松

张瑞敏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欲破解张瑞敏创造的海尔之谜，自然离不开对山东文化的梳理。

短短十几年时间，张瑞敏居然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做成了一个年产值高达四百多亿元的巨无霸，也难怪会有那么多的国内外机构与组织颁奖给张瑞敏。

海尔为什么能成功？在海尔起步之初，广东的家电企业早已借地利之便先行一步，开始北伐之旅。可是，为什么今日真正成气候的却是后来居上的山东海尔，而广东早期的家电骄子们都已经灰飞烟灭了呢？为什么在国有企业日渐式微、纷纷改弦易辙的今天，偏偏是身为国有企业的海尔能一枝独秀呢？另外，同为国有企业的海信，为什么也能蓬勃发展呢？除了经营、管理、品牌塑造、团队协作、企业文化运作成功之外，还有没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呢？

对文化情有独钟的我，看来还是要在文化中去找寻海尔成功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山东采访时，听说有上百个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居然带着辛辛苦苦赚来的全部家产“投奔共产党”。既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风声，又不是将功赎罪的浮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违背初级阶段“人性”之理的举动呢？于是，我找了几个当事人了解情况，以解胸中之惑。原来，他们的万贯家财并非是上缴了国库，而是归了其“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村落，作为条件，他们本人自然成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表面上，企业的所有权属于村里，但财产使用、掌控大权却牢牢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从此，坐镇一方，富贵兼有。在我细细地走访、调查之后，发现这些人皆有一个特点：因家庭出身或其他原因，他们长期以来与官位无缘，虽则富了，但在本地，他们却并非是万众景仰的权威，始终感到压抑、卑微。

后来，我多次踏入胶东大地，发现深受孔孟文化熏陶的山东人在其价值理念中，重贵而非富。在其眼中，有了富不一定贵，有了贵也不太在乎富（其实富是贵的必然的、顺带的结果）。难怪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哥一定要带领众梁山兄弟接受招安，这也是那些老板们愿意以富换贵的深层文化原因。而一向务实的广东人则不然，在其价值理念中，富是第一位的，有了富就有了贵，没有富来支撑的贵是不让人羡慕的。

深受“重贵轻富”的鲁文化传统影响的山东人，形成了讲信义、讲忠诚、讲荣誉的性格，担当得起大事，并且也容易抱团。有句话说：“山东人在正确的路线下是模范，在错误的路线下也是模范。”因此，只要有个好头，不愁山东人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梁山泊的108条好汉，也印证了山东地域性格的特点。广东则恰恰相反。广东商业文化发达，商业历史悠久，民众比较崇尚务实、善于捕捉机会，且大多特立独行，天马行空，崇尚个体之卓越，看轻群体之荣誉，“白耗子，黑耗子，不被老猫抓住就是好耗子”之高论就出自广东。

具体表现在企业运营上，山东人做企业是自觉地在跑一场马拉松，从一开始就做长线，胸怀大志，着眼长远，故海尔能够以“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来自我激励，长期不懈地坚持品牌战略和其服务理念，最终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而广东人做企业则更像是一场百米赛跑，目标就在眼前，追求短、平、快，甚至是不捞白不捞，因此广东的企业常常是弄潮的好手，遍地开花，但似乎也很难长大。

特殊的地域文化使人们产生了极强的价值认同感，山东人所特有的对模范效应的推崇与追随，使海尔的员工有强烈的责任感、荣誉感，向心力极强，管理队伍也非常稳定。而广东企业的管理层则动荡不安，人人都想做老板，炒更、跳槽乃家常便饭，故人才难留，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一句话，在深受地域文化影响的企业文化中的凝聚力与号召力上，广东的企业是难以望山东海尔之项背的。

同时，当海尔的规模逐渐扩张、品牌效应日益风生水起之时，山东的政治、金融、管理等资源都迅速地向海尔集团倾斜，从而使其无后顾之忧，能够高速地发展。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资源配置效应颇有点不计成本的战时共产主义味道，其优势是可以迅速调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集中力量，打一场歼灭战，从而达到独步当代的目的。但其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养儿不算饭食钱”，企业荣辱成败全系于一人身上的企业文化，稍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所以说，海尔的成功，是文化的成功；张瑞敏的成功，也是山东文化的成功。正是山东人这种与生俱来、代代相传的价值观与文化观，造就了今天的海尔奇观。

与善跑马拉松的海尔相比，广东企业更像一个十项全能的选手：一会儿推铅球，一会儿掷铁饼，一会儿投标枪，游泳、跑步、跳高……忙得不亦乐乎。于是，鱼虾满谷，繁星满天；潮涨潮落，死死生生。也许天然具有“私有”倾向的广东企业注定要走一条荆棘丛生之路，也许其颇具个性的做法，会让他们中的不少企业家更容易昙花一现，但是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之后，他们最终会更接近市场经济。广东的企业家们或许要为他们的想法与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一次次的企业解体，一次次的二次分配，在其付出代价的同时，最终也会沉淀到一个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机制或平台之上，从而打造出更具市场适应能力的百年老店。

生存法则之九：孔雀开屏，交易成本最低

张朝阳提出的“眼球就是注意力，注意力就是经济”的观点，一时之间，点醒了很多企业家的媒体意识。在大众的聚光灯下翩翩起舞，一是可以满足自身的明星癖，二是可以省去不少的广告费，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们看到万科的王石今天爬山，明天跳伞，后天摇身一变又成了摩托罗拉的形象代言人。相比之下，皇城根下的地产明星潘石屹则灵巧得多，笑脸盈盈，直言自己已基本娱乐化，早已乐在其中了。你说他是刘晓庆，他反而说自己是章子怡，奈其如何！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们大都喜欢抛头露面，亮相于镜头前，行走于舞台，布道于四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企业家与媒体的亲密关系可以用经济学上常用的“交易成本”来衡量。在商言商，企业家骨子里终究是商人。当其通过媒体曝光而获取的广告效应及无形、有形的收益远大于他因此所支出的成本时，他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其二，“醉翁之意不在酒”。与有实力的企业家相比，张扬的多是“在路上”的老板，其想通过媒体效应膨胀其资产，夸大其实力，潇洒其人生。所以，就需像孔雀一样频繁地开屏，虚张声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获取更多的机会。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越是喜欢作秀的企业家，越是喜欢曝光的企业家，越有可能是泥足巨人、稻草英雄，南德、巨人、三株、爱多、秦池、亚细亚等都是如此。

其三，压抑太久，个性偏好。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长久以来，官为首、商为末，商人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可言，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商人们从未获得过像今天这样尊崇的地位。扬眉吐气的企业家们在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自然也想过一把明星瘾，尤其是那些天生的侃爷和具有自恋情结的人，毕竟这个世界上真正看淡名利的人太少。

孔雀开屏，虽然可能使交易成本较低。但要提醒那些喜欢在媒体上亮相的精英们的是，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的品牌，除了知名度，还有美誉度和忠诚度，三者应该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知名度虽然可以凭借一时的“炒作”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美誉度和忠诚度却来不得过多的泡沫，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最终还是要看企业家自身的素质和经营管理的能力。

孔雀开屏，固然可以引来大众的目光，但如果一不小心露出了自己难看的地方，或是自身后继乏力、青春不再，以往种种的作秀与言论，就不仅只是闹市中的昙花一现，而且还会倒过来成为媒体倒戈相向的“钢鞭材料”。君不见，爱多胡志标沉沦时，曾发出“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警示；巨人史玉柱更有“媒体搞死民营企业的八种方法”的陈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都曾是媒体的宠儿。道理很简单，企业家毕竟不是演员，市场业绩与利润才是他们真正的生命线。

生存法则之十：大巧若拙，大象无形

我有一位企业家朋友，其名其姓鲜为人知，其走在街上，就像是一个朴实的老农，给你留不下丝毫的印象。这位企业家对内、对外都恪守三条原则：不曝光、不上镜、不见报。他没在公开场所布过道，也没在媒体上亮过相，更没有接受过记者的正式采访，但他的身家财产却已高达十数亿元！

其实，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有一大批这样的企业家。许多人认为他们默默无闻、行事低调。岂不知他们就像潜伏在深海中的巨鲸、沼泽中的强健大鳄一样，其利齿足以咬破媒体巨人的喉咙，双爪足以撕裂秀场英雄的胸膛，此外，他们还有一个任何东西都可以消化的肠胃。

如果深究下去，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低调、沉默的企业家身上，大都有如下特质：

其一，他们都是百分之百的实力派，是真正的财大气粗者。他们的实力显而易见，没有必要再通过作秀来夸大或炫耀其财产。他们深谙“财不露白”之真谛，屡尝“装憨得顿饱”之甜头，在这个险象环生、捉摸不定的大泽中，沉默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手段。

其二，这些企业家大多出身卑微，家境贫寒，在模糊不定、混沌未明的非常时期淘到了第一桶金，因此，其原始积累难免“血腥”。他们不想公开自己的发家经过，也不愿粉饰或装扮其坎坷历程。他们相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实力才是真英雄”。

其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不太擅长言辞，自然也就没有作秀、表演的天赋与冲动了。他们实乃真正的本色演员。公开表演，闪亮登场，极有可能降低他们的社会形象，“偷鸡不成蚀把米”，何苦来哉？干脆不吭声，不仅省去了麻烦，而且还制造了神秘感，让人感到高深莫测，何乐而不为？一方面的欠缺，更强化了他们另一方面的机能，他们大多深谙商场之“道”，运作起来更是游刃有余，而且凭借其雄厚实力，足以摆平一切。外界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圈内却有口皆碑。

有道是“存在决定意识”，在商言商，天经地义。有实力的人，财不露白，表现为不事张扬的谦虚；没有实力的人，拼命地张扬实力，以便获取更大的实力。有实力的人，靠实力说话，用实力摆平一切；实力欠缺的人，尽力地虚张声势，包装自己，也可达到唬人的效果。兵行险道，以虚驭实者多为“艺高胆大”之人，虚与实转换得好，大多是奇才；而不事张扬者，可能更是大泽中的卧虎、蛟龙。

深藏不露，对处于特殊国情环境下的企业家们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修养德行的问题，更是一个生存甚至是经营策略的问题。无所谓高尚还是卑下，只有成本高低、利大利薄的问题，本来嘛，企业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