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企业家不是演员是观众 生存才是第一

冯仑先生事儿多，和他喝茶的地方就直接选在万通中心他办公室下的一间会议室。就在前台临时找了两个茶杯，简单倒上茶水间已经泡好的茶，并不是什么好茶，味道也平淡。
　　茶淡不要紧，谈兴浓就行了，尤其是当段子高手冯仑谈兴浓的时候。喝茶那天，正值“两会”期间，那天下午，关于政治、关于政商关系、关于时事变化的顺应之道，冯仑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
　　虽是著名的民企商人，但作为中国社科院博士的冯仑也在中宣部、国家体改委等体制内机关浸淫多年。在聊到体制内的优秀人才下海成功的诸多案例时， 他认为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误解：“一般的判断和事实正好完全相反，越是从体制内出来的几乎都不跟体制勾结，改革30年来出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叫做边缘核心化、核心边缘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在体制边缘的外边的人都特别有劲往体制中间扎，比如说徐明；越是从体制核心出来的人越是往江湖跑，比如江湖对我的吸引力远大于庙堂。人都是对不知道的事好奇。”
　　庙堂的事儿其实他也关心，比如去年的十八大报告，“我知道哪些是新词，哪些是旧词，这就是联系性。新词就是可能下一步改革要做的事。有些新词大家都注意到了，什么顶层设计，有些词大家没注意到，那我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提法又多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是我们以前职业的习惯。”他端起茶杯往嘴边送，又停下来笑着补充一句：“别忘了他们怎么写文件我知道。”
　　交谈中，冯仑会赞许执政党“因时而变、自我调节”，不吝于表达自己对中国社会持续进步的乐观，哪怕在许多人看来，这些进步过于些微和缓慢，以至于并不那么值得记取。
　　冯仑的乐观来自他对中国政经脉搏的近距离体认。“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我刚好毕业，我1982年大学毕业，到1984年中国城市进行企业改革。我记得 1984年我们开会就讨论股份制，可是没人懂。所以当企业连这个都不懂的时候，你搞金融改革，行吗？这些词那会儿哪懂啊？所以这就是个过程。所谓顶层设计，经济改革顶层设计是什么？金融改革。先是农村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企业改革以后开始做金融改革，最后WTO，必其功于一役，跟国际接轨。这就OK了。 如果说1978年我们一下就WTO，咱们中国那时除了国企还没一间民企，不会办了，你怎么接轨？”
　　在你以为他要正经地宏大叙事时，冯仑话锋一转又说起段子。他说改革就像抱孙子，要熬到儿子会当爹：“你见一5岁小孩说，赶紧生儿子，我要抱孙子了。能行吗？他生不了。你得熬到15岁他有能力，但是他生了孙子他也不会当爹。你以为你是抱了孙子，结果你抱俩儿子，更闹心。”
　　冯仑觉得，现在社会上声音太多，在这个转型期，矛盾你怎么解决都解决不完，那不如做一件算一件，“与其你天天讲着爱情，不如早点进洞房生孩子，把事办了算了。”
　　冯仑说起政治和公共事件可嬉笑热讽，但自己处理起来小心翼翼。“你要熟读诗书，就会知道古今多少事，核心的一件事是：只有成败，没有是非。昨是今非，今是昨非，此是彼非，彼是此非。我们有时候不是为了找是非，是为了找生存。”
　　冯仑把道理认清楚了：“生存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一直是第一位的。你一赌气，说有是非，那你就死了。死了如果进不了忠烈祠，没有价值。进了忠烈祠，才有人烧香。”
　　他语速很快，不等你附和或追问就乘兴说下去：“历史如果是一台戏剧，那一定要记住，自己不是演员，自己是观众。”“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谁是演员呢？政治家是主角。大企业家也算半个演员，配角。我们在这个剧场里是观众，有时候是后排有时候是前排。当你是后排的时候，会嚷嚷声高一点，‘看不见了，你前面坐下’，但是你坐中间的时候，歪歪脖子看看，前面能坐就坐，不能我将就着。等到前排的时候，你啥都看见了，就不吱声了。民营企业家越往前排越不吱声， 再前排就开始鼓掌了。”
　　冯仑说，每个人在历史舞台戏剧里面的角色不一样，位置感要清楚，“你在第几排要清楚。我们是在中场看戏的。有时候也有点小牢骚，但也能看到一点，吆喝一声。我没有往前排挤的欲望，不会没事自己搬个板凳往前蹭”。
　　话说回来，在中国做企业，这场戏也不可不看。“你从十里八乡在外面听说在敲锣打鼓演戏，你老看不着，抓心挠肝的是吧？这不行，我要求很低，只要能进剧场，能看得见、听得清就行。至于是哪个位置就看机缘。我说‘有期待、不僭越’，就是你别乱想，我期待找个好位置，看得更明白点。但是我不僭越，人不让过去我就不过去。”
　　为什么不僭越？
　　“你是观众，你突然想扮演员，那叫什么？犯上作乱。让台上人的目光反过来看你，你变成演员了，他变成观众了，这就糟糕了，本末倒置，次序混乱，于是就出现社会动乱了。场子里的人本来就是看的，结果全站起来演，把麦克也抢了，椅子也倒了，这叫社会动乱。”
　　如果刨去冯仑那些形象但偶有不经的调侃，他其实是一个很有位置感和分寸感的人，他认为民营企业家最好的自保之道就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在他看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国有资本尚可避开，但做生意不可能完全不跟公权力、利益集团甚至涉黑组织等方方面面打交道，他怎么拿捏位置感和分寸感？
　　冯仑道出20多年做企业的价值观：守正出奇。“守正出奇就是依法做生意，依规做生意，良性地跟政府互动。我做了20多年生意，每个地方都换了多少领导了，海南你知道换了多少任书记了，北京又换了多少任了，我们都挺好。原因就是我们不去走违法乱纪的灰色地带，也不会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这话不错，万通这几年最受关注的项目“立体城市”，媒体称之为“绿色革命”，前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关心过，还出席过项目的奠基仪式。去年底李春城因“严重违纪”被“双规”，但冯仑告诉我，项目没受影响。
　　冯仑啜了口茶，顿一顿，嘴角漾着笑，我知道他脑中又闪现段子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要做夜总会的处女，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发誓有些事是不做的， 这个自然就没事了。夜总会只有一个时候是关门的，扫黄的时候。扫黄的时候会发现你是好人，坏人都带走了。最后得到大家同情。我们就是处女，就是说不管谁出事，反正我们确实是好人，你只要甄别，花点时间甄别，我们肯定是好人。”尽管是玩笑，但冯仑有一股理直气壮的神色。
　　怎样才能不去走灰色地带”，我有点刁难地质疑他：“在夜总会这样一个场合，你难免会被要求跳舞、唱歌，摸一下手。”
　　冯仑回答：“没有问题，我们也要生存，摸一下就摸一下，给钱就行，给点小费。我没有纯洁到不让摸，都不摸我吃什么。但是你别往下摸，摸着我们不舒服，最后万一不是处女了，将来扫黄，好人坏人就分不清楚。别忘了，人是唯一有处女膜的哺乳类动物。老虎、狮子都没有。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很坚守这个人特有的东西。”
　　另一方面，冯仑不认同官商必然要勾结的社会想象，也并不觉得中国有这么多贪官，概率大概只有1%左右。“因为我做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挺好的，也没跟我要钱，也没跟我乱搞，也不敲诈，出事的极少数。这是一个我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观点很不一样的地方。”
　　作为企业家，冯仑认为把握好“三性”很重要，就是批评性、建设性、专业性。
　　“首先我们表达意见是一种批评，但我们还是强调把这个戏要演下去，这叫建设性。咱们把观众做好，你别在看戏的时候乱喊乱叫，这也不合适，然后椅子不好咱修椅子，墙不好咱补墙，这叫专业性。”
　　如何体现这“三性”？比如说他说“国五条”：“这个政策感觉有点像应景，应‘两会’的景。每年‘两会’前都打压房地产，已经成为一个周期—‘两会’前纷纷表态，纷纷打压，比谁打压得猛。‘两会’以后，(房价)五六月松驰，八九月抬头，10月份达到一个小高潮。接下来12月以后‘两会’前又打压，10年来如一日。”
　　“你收那20%(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20%个人所得税)，昨天又说不能转嫁给消费者，好像没生活在地球上似的。我们的财经官僚很有意思，很少是做过交易出身的，就是对生意的微观不了解。美国的财经官僚都是做生意出身的。什么意思呢？做交易的出身，当你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你会知道微观的反应。也就是说当你制定20%的税的时候，你应该能想到别人会闹离婚。”
　　冯仑见证过自己当年的老板、曾经的首富牟其中等一批企业家的兴起和陨落，也从中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牟其中缠上官司时及曾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及希望冯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冯仑做了一个决定：第一，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冯仑管，他负责养老送终。
　　我问他当时做这个决定困难吗？
　　他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回答我“当时炒得乱哄哄的。而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还是小本买卖，我们乡下良家妇女，城里那么复杂，打架斗殴到底是唱戏还是打架，那京剧一喊，你以为是吵架，结果唱的是京腔，弄不清楚。你一定要理解，小本买卖的良家妇女弄不清城里人的复杂事。”
　　“我希望他在今后能够按照现在的监狱管理和司法的制度，履行完他配合司法工作的职责。”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也是他又雅俗共赏的段子，“曾经招一个人，填个履历，写得很好，这个人有一条履历‘配合司法工作5年’，后来才知道是坐牢，坐牢也是配合司法工作。老牟剩下的时间不能说叫服刑，就是继续配合司法工作。出来以后，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履行我的承诺，很好地安排他后半生的生活。”
　　冯仑告诉我，几年前他和王石在一起去监狱见过牟其中。我问：“他知道你愿意给他养老送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冯仑答：“他没表达感受，他的逻辑是不愿意表达作为正常人的那一面，总想表达他非正常人、超人、强人那一面。我也理解。那就别让大哥表达了，大哥怎么舒服怎么来。”